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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沣是清朝的官吏,当时的书画大家,字东注,号南陶,云南昆明人。钱沣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考取了进士,被授予检讨职位,后官至御史。他曾上疏提出和珅办事时不遵守制度,因而和珅对他怀恨在心,又知其家贫裘薄,便常派给他一些苦差事,使他积劳成疾而死。钱沣年少时家境不好,偶然能得到些残破的书简就会爱如珍宝,熟读深思,他还曾经在昆明五华书院读书,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考了进士,担任过翰林院编修、湖南学政、监察御史、江南道监察御史、通政司副使、吏部尚书、通政司参议加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等职。他擅长楷书,仿效颜真卿,并糅合褚遂良、欧阳询的笔力雄浑之风格,气格宏大,他的行书参照了米南宫的笔意,笔力峻拔多姿。
后之学颜者,往往以他为宗,例如清末的翁同穌与近代的谭延闿、谭泽闿两兄弟等,都是学钱沣而成家成名者。钱沣还擅长画马,可将马之神俊画得惟妙惟肖,堪称世间瑰宝。他的诗文苍郁劲厚,正气凛然,著有《南园先生遗集》一书。钱沣之时,满朝上下都在学习董其昌的书法,有他偏偏对颜真卿的书法情有独钟。他的大楷临摹《东方画像赞》《告身墨》《颜氏家庙碑》《麻姑仙坛记》《中兴颂》;行草初临颜真卿的《十二意》《祭侄文》《争座位稿》,晚年时则以颜为本,糅合以欧、褚笔法,运笔之时颇为沉着痛快,亦有八面出锋之势,笔力苍劲雄浑,引人入;小楷则集众家之所长,不但学习过钟绍京、王羲之和王献之等历代书法大家的名作,晚年时还深得米芾、褚遂良书法之精髓。钱书小楷刚健婀娜;大楷笔力雄浑遒劲,力透纸背;草书、行神采非凡。他既习得古人之法,而又不因循守旧,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
在清朝之时,学颜书的人必然先从学钱南园着手,例如名满全国的大书法家何绍基便是从研习钱字而成名成家的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说:“自来学前贤书,未有不变其貌而能成家者,唯有钱南园学颜书如重规迭矩。此由人品气节不让古人,非袭取也。”包世臣在《艺舟双楫·国朝书评》中评其行书为“佳上品”。李瑞清有言:“能以阳刚学颜公千古一人而已。岂以其气同耶?钱沣一生奉行的是纯帖学之路,由约到博,以德养字,以文养字,所以他的作品虽然韵味十足,却难得高古之妙,这也是他难以两全之处。
钱沣善于画马,尤其喜爱画瘦马,瘦马风鬃雾鬣,筋骨展露,风姿迫人。当时他的画名犹在书名之上。一直到了嘉道之后,他的书名才显露出来。清乾隆年间,钱沣考中进士后,一步步迈入官,他一生刚正不阿、正直无私,曾被誉为清朝学术界的泰山北斗,其生平极富传奇性。当时清政府贪腐成风,钱沣初入官场便一反当时众人明哲保身的陋习,上书弹劾陕甘总督毕沅在上贪污受贿。经过一番查实,毕沅遭到降级的处分,钱沣也因此而名声大噪,有“鸣凤朝阳”之美誉。在当时,乾隆帝极宠和珅,使他权倾朝野大肆贪污受贿,无所不为。和珅的亲近党羽国泰出任山东巡抚,竟然胆大妄为地贪污府库银两结果又被钱沣奏了一本。
钱沣还查到了国泰写给和珅的信件,得知二人正打算借银填库,以应对检查,便将那封信呈给了乾隆帝。和珅接到手下的通风报信,便想收买钱沣,没想到遭到了钱沣的拒绝。钱沣封存了府库,要求将此事彻底清查。国泰贪污一事终被揭穿,最后不得不伏法钱沣的名声因此事而轰动全国。钱沣的这一举动得罪了和珅,在和的鼓动下,乾隆于是找了个借口给钱沣降了官。直至身死,钱沣也再得到过重用。钱沣五十六岁时又发现了和珅的不轨之处,正想要弹劾他,却意外地病死在北京的云南会馆之中。后来,在钱沣的枕下发现了一张奏本的底稿,上写几千字,都是和珅的罪状。也有人说,钱沣是被和珅以毒酒杀害的。在钱沣死后五年,和珅终于东窗事发,被抄家处死了。先钱沣出生于一户昆明银匠的家庭,他幼年时家境贫困,没钱买书,便经常到水德庵惜字炉旁去捡废纸,从中挑选出一些残篇断简,用以学习。钱沣在外做官时,从没有忘记过自己的故乡。
昆明经常闹水患,钱沣还曾因此提出一套治河方案,并出钱资助家乡的水利工程建设。钱沣死后被葬在昆明龙泉镇的羊肠树北山,现今,他的墓已被修复,并列入了昆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乾嘉学术以考据为风尚,学者沉浸于训考订,逃避现实问题,但这一时期也并非完全死寂,一位久负盛名的考据学宗师就发出了“以理杀人”的控诉,他就是戴震。戴震生活在一个考据学兴盛的时代,但统治者范社会道德的意识形态还是程朱理学。程朱理学继承了传统儒学的纲常伦理思想,形成一套严密完整的伦理思想体系,并把它当作天理的体现,为现存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及君权的合法性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根据。“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封建伦理道德得到进一步宣扬;各地的“忠义牌坊”“孝子坟“节妇祠”纷纷建立起来。
在理学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天理为正,人欲为邪,人们做出的任何判断不是出于邪,就是出于正;不是出于欲,就是出于理。只要自己在主观上没有邪念、私欲,就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即所谓“不出于欲则出于理”。结果,嘴上讲的总与现实不符。封建理学逐渐成了一班获取功名富贵的士大夫的“敲门砖”,他们一旦获得官位,“理学”就成了这班杀人不见血的道学家手里的凶器声戴震自幼随父亲经商,东奔西走,能够了解一些市民阶层的想法和要求,能体会到一般民众的痛苦。尤其是在他的后半生经历了各地农民起义斗争,亲自看到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于是就把对统治者和理学的抨击写入了自己的著作中。但严酷的文字禁忌,迫使戴震不得不采取隐晦的方式,不能公开打出反儒的旗帜。
他利用当时最为流行的考据学为武器,借着维护孔孟的旗号,撰写了《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等著作,批判了“理学”吃人、杀人的本质。他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提出人的欲望本身就是“理”。而“欲”指人所有的欲望,既包括了基于“血气之自然”的耳目口鼻之欲,也包括了基于“知”的理义之欲。他认为“欲”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没有“欲”,人类的生存活动也就无从展开他说:南宋以来,那些理学家讲什么“存天理,灭人欲”,但是人欲就是“老百姓的饥寒愁怨,饮男女的常情”,所谓“理”也离不开这些东西,没有“人欲”就没有所谓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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