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制度(System of Dominant Family)，是封建地主阶级特权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密切的关系。中国中古的门阀制度，整个看来，最主要特征在于按门第高下选拔与任用官吏;至于士族免徭役，婚姻论门第，"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等特征，都是由前者逐渐派生的。

　　所以门阀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当属于政治制度的范畴，社会制度的成分是次要的。只有到了隋唐以后，方才逐渐完全转化为社会制度，并最后退出历史舞台。门阀制度大体萌芽于东汉后期，初步形成于曹魏、西晋，确立、鼎盛于东晋及南北朝前期，而衰落于南北朝后期。

　　兴起

　　自汉武帝以来崇尚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至东汉 时逐渐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状况。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使得世族地主能够凭借家世出身参与政权。

　　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逐步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豪强地主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大族。士族地主(又称世族、门阀地主)在东汉开始形成，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

　　士族制度的盛行，依赖于统治阶级颁行的各项法令。法令的出台从制度上维护士族地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特权。东晋建立后，司马氏为取得世家大地主的支持，对他们继续实行放纵和笼络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

　　东晋政权是司马氏皇权和以王、庾、桓、谢诸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江南吴姓士族的联合专政，这种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东晋末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东晋的士族门阀的势力足以与皇权并立，甚至超越皇权，皇帝都要依赖士族的支持，门阀政治达到鼎盛。

　　士族在政治上高官厚禄，垄断政权，经济上封锢山泽，占有大片土地和劳动力，文化上崇尚清谈。为维护这种制度，东晋南朝时，士族非常重视编撰家谱，讲究士族世系源流，作为自己享有特权的凭证，于是谱学勃兴，谱学专著成为吏部选官、维持士族特权地位的工具。

　　没落

　　士族自身的腐朽。

　　皇权逐渐加强和庶族寒人进入政治中枢。

　　到了隋唐时期，为了巩固国家政权，当政者大力打击门阀士族，为提拔寒门之士，而采用科举制度，科举的兴起，导致门阀制度走向消亡。而唐末农民起义的爆发，彻底扫荡并结束了门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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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时期，外族入侵，本土汉族被迫迁居南方或是奋起反抗，这段时期长达二百余年，在此期间华夏大地战火不断、尸横遍野民不聊生。这个时期就是南北朝时期，该历史阶段最大的特点便是国家分裂(今日权臣明日天子)和民族融合。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依旧是主流的政治制度，不过最大的一点区别在于，皇帝多任命寒族或次级世族担任军职。在这种大背景下，一个关陇地区的军事团体迅速崛起，它就是影响后世中国百余年的关陇军事集团。

　　关陇集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魏道武帝拓跋珪时期，为抵抗怀柔入侵，拓跋珪在北魏的北部边境建立了戍边部队，这支戍边部队就是关陇集团的祖先。此后一百年间，因为北部边境重要的战略地位，北魏统治者大力发展这支戍边部队，最终建立了六个军事重镇用于镇防边疆，称之为六镇。六镇的实际掌权者经常通过联姻的方式加强彼此间的联系，发展到最后六镇拥有可以对抗北魏中央政府的军事力量。

　　随着北魏汉化运动的推进，北魏贵族鲜卑族暗生不满，同样六镇的掌权者身为鲜卑族也多有抱怨。北魏后期，腐败成风，统治阶级奢侈攀比，流民遍地。六镇瞅准时机发动起义，史称“六镇起义”，自此关陇集团正式走上历史舞台，左右中国的历史走向。

　　关陇军事集团的势力大到什么程度?东魏的缔造者高欢，出身六镇之一怀朔镇;西魏实际的掌权者宇文泰来自六镇之一武川镇;南朝侯景之乱的发动者侯景同样来自怀朔镇。南北朝朝中大臣多出自六镇。

　　提到关陇集团，就有一个重点不得不说:鲜卑族汉化。这也是除了上述除了北魏统治腐败外，六镇起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随着北魏的汉化运动，孝文帝为彻底解决胡汉问题巩固自己的统治，选择迁都洛阳以获得中原地区世家大族的支持，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南下，六镇的战略地位急剧下降，并且六镇的鲜卑贵族并没有参与到首都鲜卑贵族和中原世家大族的利益分配当中，北魏的门阀化一脚踢开了六镇。六镇的鲜卑贵族难以参与到权力运作中，中央的歧视和打压最终逼迫关陇集团选择起义。

　　关陇军事集团的成就可以用奇迹来形容，关陇军事集团的代表为八柱国和十二将军。十二将军之一的杨忠生子杨坚，结束乱世建立大隋。杨广推行科举制动摇了关陇集团的奶酪，关陇顶级门阀弘农杨氏的杨玄感振臂一呼，关陇集团联合推翻了隋朝。八柱国之一的李虎有个儿子叫李渊，建立了大唐。李世民在绘制凌云阁功臣时，排名第一的是长孙无忌，是因为长孙无忌是那时关陇集团的代言人。包括立李治为太子都需要经过长孙无忌的同意。关陇集团一共建立了西魏、北周、隋、唐四个王朝，放眼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例，这也是门阀制度最后的辉煌，随着武则天大力扶持山东集团和铁血政治，关陇贵族集团终于黯然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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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晋门阀制度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的兴起源自曹丕设置的九品中正制，在九品中正制下，至高无上的皇权受制于世家大族，形成了与世家大族共治天下的局面。今天要讲的，便是门阀制度的兴起与由来。早在东周时期，周朝崩溃之后，其分封制也随之崩溃，但是宗法制却保留了下来，并且形成了中国基本的政治结构，在春秋战国的乱世中，虽然分封制已濒临崩溃，但是宗法制是没有国界的，它与当时的政治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牢不可分的力量，而世家大族无论发展的势力有多大，但其依托的根本还是宗法制。

　　早在西汉初期，虽然六国崩溃，秦国被灭，但是凭依着宗法制兴起的世家大族的势力逐渐扩大，在当地拥有许多土地，宗族对土地与劳动者的占有，使得经济进一步发展，他们占有的土地越多，也就意味着小农经济破产得越多，这终将会危及到自己的统治，因此西汉打击豪强，东汉实行度田制。

　　总体来说，两汉时期世家大族总是在皇权的控制下的，皇帝对于世家大族是打压兼用，使他们在朝中担任一些无关紧要的职务。世家大族对于皇权的统治也是支持拥立的，当然这只是在皇权强盛的时候，皇权式微，他们着力于匡扶社稷，然而一旦皇权完全衰弱，他们便欲取而代之，只是这种取而代之的愿望比较隐秘罢了。

　　东晋时期，门阀制度大盛，朝中中正官被世家大族所把控，以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尤其以琅琊王氏、颖川庚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五族为核心，权力在上层不断变动。世家大族获得了政治上的优势，具备了与皇族平起平坐的权力，以至于出现“王与马，共天下”之言。

　　而世家大族除了政治上获得优势之外，还有经济上的支撑，这也是门阀制度形成的最重要根基。对于世家大族来说，土地和劳动力是保证他们富足生活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土地是经过长期经营而来，在永嘉之乱中，虽然有许多世家大族跟随南渡，但也有许多在当地根基深厚的大族不愿南下，侨姓士族南下，不免与当地士族发生冲突，在皇权的支持下，他们快速发展自己的势力，各家士族都求田问舍，经营自己的产业，他们占据山川以及耕地，同时还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为自己服务。

　　此时从北方南渡的流民就成为他们最好的选择。流民初下江南，根基未稳，同时又没有受到江左政权的太多泽被，因此不得不依附于世家大族，而这些流民因为胡人丧失家园，不得不南下迁徙，因此也常常被编入军队，成为抗击北方的一股力量。

　　当然，世家大族与东晋朝廷之间依然存在着矛盾，双方的斗争从未停止，朝廷既依赖于世家大族，同时又想要完全凌驾于世家大族之上，这构成了政治上的矛盾，而从经济上来说，世家大族占山掠泽，以此为凭依发展自身，并且暗夺了许多人口为自己服务，他们吞并土地，使得自耕农日益减少，而东晋朝廷所仰赖的便是自耕农的赋税，这又构成了经济上的矛盾。东晋时期，玄学大盛，以空虚为心的玄学为众多世家大族上层人物所青睐，形成了一股放浪形骸的风气，这与儒家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观念相矛盾，这是文化上的矛盾。在这三重矛盾下，皇权与世家大族之间冲突不断，东晋朝廷借由提拔寒族，打压士族逐渐夺回了皇权，后来又因为军权掌握在寒族手中，最终形成了动乱，打破了东晋的平衡局面，从此进入南北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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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阀”，其实古代的“官二代、官三代”的书面称呼。它又称之“门伐”，即门第阀阅。就是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门阀始于西汉中期，“任子制”是一大标志。所谓“任子制”，顾名思义，就是任用子弟为官的一种制度。据《汉官仪》所载：“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岁，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意思为两千石以上的官员，只要任满三年，就可以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官。东汉汉章帝时期，门阀特权制度化已经开始初具端倪了，表现的方式是选官先要以阀阅为前提。王符在《潜夫论·交际篇》中讲道：“贡荐则必以阀阅为前”。“门阀”真正的制度化应该是在魏晋时期，其标志是曹魏时期的九品官人法的颁布和西晋门阀政权的建立。《文献通考》中记载：“自魏晋以来，始以九品中正为取人之法，而九品所取，大概多以世家为主，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故自魏晋以来，仕者多世家。”

　　曹魏时期推行的九品官人的制度，它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州郡大小中正都是由当地著名的世族或者大家族担任。九品的确定和评价，统统操纵与这帮人手中。于是官品的升迁或是降级，大都凭借“世资”，时间稍长，便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清朝史学家、诗人赵翼曾经在自己的史学著作《廿二史札记》中描述当时的情况：“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现在用来描述累世之交情的成语“纪群之交”，其中的“纪群”其实就历史上有名的豪门。他们祖上出自颍川陈氏，陈寔在汉朝时为太丘长，陈寔的儿子陈纪官至九卿，陈纪的儿子陈群后来在曹魏政权官至司空，在其后的子孙历经两晋南北朝都是处在高位。还有颍川荀氏，荀淑在汉朝为郎陵令，荀淑的儿子荀爽官至司空，荀淑的孙子荀彧更是曹操重要的谋臣，官至尚书令，荀氏家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世“冠冕”。除了这些，还有平原华氏，东海王氏，河东裴氏，扶风苏氏，京兆杜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等，都是当时有名的豪门望族。

　　这些“门阀”世族，除了出身于国家官僚机构中的官僚外，还有从商人转化来的。从汉武帝开始，由于朝廷将盐、铁等重要“关乎国计民生”的生产事业收归国有后，使得商人无从插手，于是商人通过土地的兼并把他们的财富最后集中于地权。这些商人在取得大量土地后，已经不是简单的商人身份，而是变成影响国家的政策走向的大地主了。东汉末期，徐州的糜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资产巨亿”。因为手中有钱，被徐州牧陶谦辟为别驾从事，后来发现刘备很有前途，就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并且资助刘备“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刘备后来取得荆州，进而占据蜀地，糜竺自然被刘备待为上客，这些身“不为编户一伍之掌，而有千室名邑之役”的富商大贾，至此已经部分转化为大地主、大官僚了。

　　同时，东汉末期，因为群雄割据，各自为了扩展自己的地盘，强大自己的势力，压制敌人，对于手中握有巨大财富，土地无数的世族大家，极尽拉拢之能事。从孙权拉拢鲁肃、甘宁，曹操拉拢许诸、李典，刘备拉拢糜竺、霍峻等等事例来看，不仅各个割据的政治势力需要他们，而从世族大家方面来讲，由于有了割据政治势力的庇护，自己家族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了保障，所以也纷纷依附当时政权，有了地方名门望族的支持，三国的鼎力局面更加持久。

　　“门阀”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地域性与宗法性的结合，形成少数家族垄断最高权力的寡头政治。同时，由于“门阀”的排他性，使得“门阀”特权恶性膨胀，造成日益严重的“士庶天隔”。《晋书》中记述道：“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刑网峻急，风俗奢宕。”其中琅琊王氏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门阀”。

　　琅琊王氏如果上溯话，可以从西汉王吉算起。王吉当时任汉朝的谏议大夫，到了王祥出任魏晋，期间共历五代。到了王祥时期，因为在曹魏政权末期，“与定策功”，封为关内侯，并且拜光禄勋，转司隶校尉。晋武帝登基后，拜太保，进爵为公，进入门阀世族的圈子内。王祥的弟弟王览的孙子，也就是王祥的侄孙，王导，在政治上崛起后，王氏家族彻底达到政治顶峰。

　　在东晋门阀政治的历史中，王导是个关键人物。当时外部“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内部“天下凋敝，国用不足”，王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竭力推奉司马睿，“潜有兴复之志”。王导的“尊王”是在无秩序中建立秩序，“兴复”是想恢复被破坏的经济。他冷静的分析总结前朝的得失成败，提出来“务存大纲，不拒细目”的政策主张。协调南北门阀大族之间的利益，竭力维持稳定团结的大局，避免出现兵戎相见的情形。同时高举“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的大旗，虽然出现“王敦之乱”、“苏峻之乱”的内部纷争，但是东晋政权始终没能被颠覆。而且对于民间实行宽缓的“网漏”统治政策，少用严刑峻法。《世说新语》中引用顾和对王导施政方针的评价说道：“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可见东晋初期，王导领导下社会治理方面的宽松。

　　“门阀”制度下，虽然能够出现王导这类非常具有政治眼观的能人，但是始终无法克服自身的腐朽性，同时“门阀”观念形成的“士庶天隔”对于国家长远发展带来极大的坏处。阶级固化，社会一团死水，贫寒之士没有上升通道，社会矛盾必然加深。这些人凭着特权垄断土地所有权，占据山川林泽，形成自己的庄园经济，与普通小生产者矛盾重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政治上，门阀世族可以“平流进取，坐致公卿”，“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他们吃“特供”，穿绫罗，出则吆五喝六，目空一切，入则纸醉金迷，骄奢淫逸，越来越受到人民的反对。随着东晋末年，农民起义不断，贫寒的军人家族在镇压起义中趁势崛起，他们除了镇压起义，还从门阀世族手中夺过权力，门阀制度正式开始走入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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