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被扣上“恶贼”、“小人”的帽子，原因是《三国演义》第四回的“曹操杀义父吕伯奢全家案”。可以说，这是一宗从法律、道德、人格诸方面审判曹操、否定曹操、诋毁曹操的案件。只可惜，作者罗贯中的故事编得太不高超，该故事逻辑混乱、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使人不得不怀疑这是一桩子虚乌有的文学冤案。

　　毫无疑问，《三国演义》是一部以刘氏汉室为正统的话语体系，尽管曹魏政权控制了全国的绝大部分地区，刘氏蜀汉最终沦为地方割据政权，但旧史家文人和艺人还是视蜀汉集团为正宗，视曹操为篡位的奸雄。

　　《三国演义》里是这样说的，曹操行刺董卓未遂，弃官逃亡，逃到中牟县时，被军士抓住。为求脱身，曹操自称客商。当时，守关军士并不认识曹操，中牟县县令陈宫认识曹操，知道他是朝廷通缉的要犯。

　　陈宫本不宜说破却当众说破，还扬言要押解曹操去京师请赏。这陈宫既然公开说要押解曹操请赏，晚上却又亲手把曹操放了，还弃官携款随曹操一起逃亡——如果按照正常逻辑出牌，陈宫应按客商身份，当着军士面，心照不宣地把曹操放掉，既落了人情，又摆脱了私放逃犯的嫌疑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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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知道，天下大乱之时，官府是最好的避风港，县令实权在握，生活条件优越，经营人生的资源丰富，为什么要跟一个逃犯乱跑呢?陈宫毕竟是一个见过世面、知道利害关系的领导干部，何至于如此愚昧?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陈宫对曹操来说是个危险人物，因为他是曹操杀吕案的唯一证人。陈宫当面指责曹操多疑滥杀、不义妄杀，倘若曹操与他翻脸，他自己和家人都有被灭口的危险。所以，陈宫当初也有趁曹操熟睡之机结果其性命的想法。他知道曹操奉行的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哲学，但最终陈宫没有下手。而曹操同样也没有下手杀陈宫。

　　作者罗贯中花费了大量笔墨刻意描写曹操的奸诈恶毒，但在描述陈宫与曹操的矛盾冲突中却没有体现出来。陈宫在杀吕案中仅仅充当目击证人的角色，以证实杀吕案确实有其事，而且正是陈宫把曹操的丑事传播出去，流传后世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对二人的矛盾刻画明显地不合常理，充满了刻意的颠覆性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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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吕伯奢此人。他是曹操父亲的结义弟兄，虽伯奢称呼曹操、陈宫二人为“小侄”，吕老汉实际上算是曹操的义父，吕家当是朝廷排查逃犯的重点户。吕伯奢明知曹操是朝廷遍行文书张榜通缉捉拿的甲A级逃犯，他来借宿一夜，如果说是要接待，肯定是悄悄地接待，避人耳目，以绝后患，绝对不敢铺张折腾，还杀猪宰羊，这不符合常规。难道吕伯奢脑子坏掉了，不怕被外人举报，丢了全家人的身家性命?

　　按照旧日习俗，农家也只有逢年过节、遇到结婚等大事才杀猪，日常待客买几斤肉足够，何况只是接待两个年轻人吃一顿晚饭而已，杀一头肥猪干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杀猪款待曹陈二人的情形过于夸张，不合日常生活情理，也有悖特殊政治环境下的人之常情。

　　从民俗礼教上来看，书中交代，吕家共9口人，吕伯奢是一家之主，家中来客，当是吕老在堂作陪，妇人张罗茶饭，青壮男儿上街采购。这是千年礼教之下的中国家庭的生活规则，就算今天也是这样的礼节和安排。罗贯中居然安排吕老汉骑驴往西村买酒去了。这个情节写得非常幼稚，有违礼法家教。

　　还一件事，既然安排吕老汉到街上去买酒，为什么不将酒肉一起买回?一起买了岂不是比杀猪宰羊要来得快捷和方便?这个地方罗贯中把吕老汉写得有点儿弱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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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细节值得一提——大家都知道，杀猪就要绑猪，这个时候猪必然会垂死挣扎大叫不止，而直到被杀死之前，猪会一直号叫。猪的号叫声势必会惊动左邻右舍，甚至半个村庄。曹操、陈宫能听见庄后的磨刀声，隔墙能听到吕家人的说话声，难道就没有听到猪叫声?难道这猪是哑巴猪吗?

　　由此可见，罗贯中在写《三国演义》时候对曹操是一肚子成见，所以抱着一种“概念在先”的脸谱化描写，充满了浓厚的儒家正统、道德和法统意识形态。他安排杀吕案的立意就是要从道德上给曹操戴一顶薄情寡义、残忍缺德的帽子，从人生观、价值观和灵魂深处深挖曹操的“反动本质”，彻底否定他的个人品质，把曹操写成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无信无礼、丧失理智、惨无人道、彻头彻尾、里外都坏的坏人。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下，就编制了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故事来。

　　从《三国演义》来看，曹操杀吕全家的事实应该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罗贯中完全可以照实写，没必要浪费力气和时间去专门编一个出来。退一步说，即使曹操确实杀了吕全家，起码也不是像《三国演义》写的这样杀法，因为那样的行为无论是从人的思维、行动习惯还是逻辑上，都是讲不通的。

　　如果此案换一个说法，吕家几个儿子见曹操和陈宫随身携带钱财甚多，临时起意，想弄死曹操和陈宫，结果被曹操和陈宫发现，先行下了手。倘若这样，曹操在激愤下杀了吕家人，倒是有几分可能性。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出于政治立场和个人的思想局限性，为了在读者心中建立曹操冷酷无情、忘恩负义、杀人成性这样一个形象，可谓用心良苦。他借助曹操杀吕伯奢全家一事，形成了贬低曹操的巨大证据链，以此证明了曹操一贯奉行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原则，这就是他的目的和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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