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曾在明元帝面前得意地指点江山、品藻人物。他说王猛是苻坚的管仲，慕容玮是慕容恪的霍光。刘裕是司马德宗的曹操，必定篡位;赫连勃勃是背德竖逆的小人，必将覆灭。

　　明元帝好奇地问他，那大魏国的太祖皇帝是什么，他说是伏羲氏，是神农氏。这话听起来是像是拍马屁，但有学者认为，用荒蛮时代的汉族首领来比喻鲜卑太祖皇帝，“其语直斥鲜卑之野蛮”。

　　作为人文学术的继承者，崔浩把周孔之学独揽于怀。但在他的同僚看来，他的那一套有些过气，他不喜欢道教，却喜欢道士寇谦之，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寇谦之说的那句阔气的话，我是来继千载绝统的。他专门为这个道士的鼻祖写了二十余篇历史教科书，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迹，大旨以恢复上古分封制为要，但别人觉得，他只是想让朝廷承认世家大族权力地位为合法。

　　对崔浩来说，历史写作的意义其实早已超出了历史学本身，它涉及道统或文明血脉的继承和维系，当然也包括，在五胡乱华的舞台上，重整或复兴那已被搅得支离破碎的人伦秩序和礼法规范。可是他怎能挑起这本不该由历史学来承载的重任?他不过是花二十年心血为清河崔氏换取一场灭门之灾，连着被他推崇、联为姻亲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这在当时汉文化的继承者都跟着扫灭殆尽。

　　闵湛和郄标，崔浩历史写作团队中的两个次要人物，但他们能掀起一股惊天巨浪。他们曾给皇帝上书，说马郑王贾四大家注述六经多有疏谬，不如崔浩所注六经之精微。希望皇帝恩准，把崔浩的正确阐释颁布天下，让后生晚辈有研习的范本，他们在拓跋焘那里大拍崔浩的马屁，让崔浩把他们视为知己门生，高兴地上表推荐他们，说他们多么有著述的才华，但他并不知道，他们其实用的是“预先取之、必先予之”的古法。

　　接下来他们引诱崔浩同意他们把正在修撰的拓跋鲜卑国史，刻在交通要道边的那片碑林之上，用于永垂不朽，也作为一个秉笔直书的史官“不虚美、不隐恶”的英勇见证。

    但显然，古往今来没有什么可以永垂不朽。这些矗立在历史深处的石头矩阵，后来溅满了修史人的斑斑血迹，这些修史人夹在政治和历史之间，自觉的或不自觉的重构过去、确认当下，并期待未来。但他们无疑都落入历史的黑洞。

　　不知道为什么，崔浩属下树碑刻史五年之久，在天子的眼皮子底下，占地方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万人次，日以继夜做工，天子或肱骨大臣却从不出面过问这事，也没有记载表明，这项事关祖先和当今荣辱的国家工程，曾征得皇帝和朝廷的同意。就这样一任它自由地壮大，直到某天它的始作俑者忽然跳了出来说：人们是如此惊讶于石头史记上的那些丑陋不堪的过往，当然，这不是小人的成功，而是他们背后那古今都在的复杂而暧昧的“我们”的胜利。

　　崔浩被装上囚车押往刑场的时候正好七十岁，从弱冠之年算起，他为这个政权驱驰操劳了整整半个世纪。伴随这个国从一个草创的鲜卑政权到崛起到强大的中原帝国，他的功勋在朝中已无与伦比。

    但现在，几十名鲜卑大兵把他们高贵的小便浇到这个心力交瘁的汉人老头身上。这不止是逝去年代里我们民族融合所难免的一次种族主义的“相煎何太急”，它还是一次“我们”对于“我们”所憎恶的“奸党“的绞杀与亵渎，不管这“奸党”象征着先知、斯文、继绝统者或者罪有应得的自以为是者。

　　然而鲜有人注意，连天上的事都晓得的崔伯渊其实是一个软弱和无助的人，据说连家人也罕有知道，那时父亲崔宏病重，他剪去指甲，截短头发，跪在庭中，叩头流血。他是在向天祈祷，以已之身为父请命，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看来他与上天的关系，并没有他所表现给人们的那么神奇。

　　当他行将就死的时候，他是否想起当年这失败的一幕，又是否会怀念当年和父亲一同坐着轺车穿行闹市的风光，是否会想起母亲大人，那个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带着孩子们到处逃亡的女人，她常饥馑无以糊口却从不敢忘掉礼仪仁义来教诲子弟。

　　后来崔浩专门写《食经叙》痛彻地说，如今他衣重锦，食梁肉，却再也不能如子路负米百里之外以孝敬恩亲了。另外，崔浩是否也想起当年在衰老的道武帝身边喝粥那一丝孤独的温情，他是否还会……

    然而他那自诩高贵的头颅终要陨落了，然而没有人谁能够真的杀死谁，人们只不过会死于他们心中的那个道，崔浩只是其中的一个——被自己所坚守的东西诱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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