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曜(362年—396年)，字昌明，中国东晋第九任皇帝(372年—396年在位)。他是晋简文帝司马昱第六子，母为李陵容。

　　司马曜四岁时被封为会稽王，372年晋简文帝驾崩前夕被立为皇太子并继承皇位，时年十一岁。最初由大司马桓温辅政，373年桓温死，又由从嫂崇德太后褚蒜子临朝听政。376年太后归政，实权由谢安为代表的陈郡谢氏掌握。383年在谢安等的辅佐下，击败前秦大军，赢得淝水之战的胜利，保全了东晋王朝的国运。

　　司马曜利用士族门阀人才断层的空档期，致力于冲破门阀政治的格局，恢复司马氏皇权，遂以其弟司马道子代替谢安执政，并成为东晋开国江左以来最有权力的君主。但他耽于享乐，沉湎酒色，又与司马道子争权，形成“主相相持”的局面，造成朝政日趋昏暗。后因司马曜与宠姬张贵人酒后戏言，导致张贵人一怒之下杀了他，享年三十五岁。死后庙号烈宗，谥号孝武皇帝，葬于隆平陵。

　　司马曜擅长书法和文学，有集二卷，已亡佚;《淳化阁帖》收录其书法作品《谯王帖》。

　　历史如何评价司马曜

　　宋明帝刘彧所撰《文章志》的评价是：“帝聪惠，推贤任才。”

　　魏收等《魏书》的评价是：“昌明年长，嗜酒好内，而昌明弟会稽王道子任居宰相，昏醟尤甚，狎昵诌邪。于时尼娼构扇内外，风俗颓薄，人无廉耻。”

　　唐代某“公子”(可能是唐太宗)与虞世南的对话：“公子曰：‘(东晋)中兴之政，咸归大臣，唯孝武为君，威福自己，外摧强寇，人安吏肃。比于明帝，功业何如?’先生(虞世南)曰：‘孝武克夷外难，乃谢安之力也，非人主之功。至于委任会稽(司马道子)，栋梁已挠，殷(仲堪)、王(恭)作镇，乱阶斯起，昌明之谶(指“晋祚尽昌明”)，乃验于兹。加以末年沉晏，卒致倾覆，比踪前哲(晋明帝)，其何远乎?’”

　　房玄龄等《晋书》的评价是：①“太宗晏驾，宁康纂业，天诱其衷，奸臣自陨。于时西逾剑岫而跨灵山，北振长河而临清洛;荆吴战旅，啸叱成云;名贤间出，旧德斯在：谢安可以镇雅俗，彪之足以正纪纲，桓冲之夙夜王家，谢玄之善断军事。于时上天乃眷，强氐自泯。五尽童子，振袂临江，思所以挂旆天山，封泥函谷;而条纲弗垂，威思罕树，道子荒乎朝政，国宝汇以小人，拜授之荣，初非天旨，鬻刑之货，自走权门，毒赋年滋，愁民岁广。是以闻人、许荣驰书诣阙，烈宗知其抗直，而恶闻逆耳，肆一醉于崇朝，飞千觞于长夜。虽复‘昌明’表梦，安听神言?而金行颓弛，抑亦人事，语曰‘大国之政未陵夷，小邦之乱已倾覆’也。属苻坚百六之秋，弃肥水之众，帝号为‘武’，不亦优哉!”②“君若缀旒，道非交泰。简皇凝寂，不贻伊害。孝武登朝，奸雄自消。燕之击路，郑叔分镳。倡临帝席，酒劝天妖。金风不竞，人事先凋。”

　　王夫之评价司马曜为“昏湎之主”，并认为“晋亡决于孝武之末年”。

　　蔡东藩《两晋演义》中的评价是：①“恶习都由骄纵成，家无贤弟咎由兄。尊亲尚且难施法，假手群臣乱益生!”②“家无贤子弟，家必败，国无贤子弟，国必亡。……彼晋孝武帝之纵容道子，弊亦相同。道子固同母弟也，然爱弟则可，纵弟则不可。道子不法，皆孝武帝酿成之，委以大权，与之酣饮，迨至道子贪婪骄恣，宠昵群小，乃始欲分置大臣以监制之，何其谬耶!而王国宝辈更不值评论也。”

　　史学家吕思勉的评价是：“晋孝武帝性甚愚柔，虽以苻坚之送死，幸致肥水之捷，此乃适值天幸，非其有戡乱之才也。帝任会稽王道子，政治大乱，逮至大权旁落，又用王恭、殷仲堪以防之，所任亦非其人，肇致桓玄之篡窃，刘裕因之得政，而晋祚终矣。”

　　史学家田余庆的评价是：“史籍所载，孝武帝是昏君，司马道子父子是乱臣，这些都是事实。但，在这些昏君、乱臣的某些行事中，却体现了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的转折。回复皇权政治，是回复中国古代历史的常态。这是客观的历史趋势，与评价门阀政治无关，也与评价人物无关。或者还可以说，正由于昏君乱臣当朝，本来是可能有所收获的恢复皇权的活动，才没有出现真正的成效，徒然成为一阵噪音，一场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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