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演义》里，刘晔可以说是一个很不引人注意的角色，如果不是铁杆儿的“三国迷”，大概没有几个人会记得他的名字。事实上，在号称“谋臣如云”的曹魏集团中，他也的确没有起到多大的实质性作用，而在郭嘉、程昱、荀彧、荀攸、贾诩等人的光环之下，他确实也显得有点儿不那么出类拔萃。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刘晔的才智就真的在这些人之下，事实上，自出道那一天起，刘晔始终都是曹魏集团中重要的谋臣，他曾经长期跟随在曹操身边，出过不少奇谋妙计，其后又辅佐曹丕、曹睿，是名副其实的“三朝元老”。

　　刘晔初到曹操手下，便充分显示了他与众不同的独特的才华。当时，同时被征召的有“(刘)晔及蒋济、胡质等五人，皆扬州名士。”而就在曹操向他们问起“扬州先贤、贼之形势”时，其他四个人都是“争对，待次而言”，只有刘晔始终不发一言，等到曹操停下不再提问时，才“设远言以动太祖”，而且话又并不多说，“太祖适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为远言宜征精神，独见以尽其机，不宜猥坐说也。”可见，在这五个人当中，刘晔才是真正的高手中的高手。面对曹操这样的人，还要你去夸夸其谈地去细说什么吗?只要点到也就是了，因为曹操的理解和判断的能力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强得多。刘晔初露锋芒，就以他卓越的才华得到了曹操的认可，其结果是“太祖已探见其心矣，坐罢，寻以四人为令，而授晔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辄以函问晔，至一夜十至耳。”如此看来，他是真的博得了曹操的信赖，大概可以从此风云际会、大显身手了。

　　然而事实却根本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在以后的日子里，刘晔一次又一次为曹氏集团献出奇谋妙计，可是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绝采纳——而恰恰就是这些计谋，事后竟然无一不验，一切都在刘晔的预料之中。

　　就在曹操平定了汉中张鲁之后，刘晔就向曹操提出：“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守，推此而前，蜀可传檄而定。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於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以当时的形势看，这实在是一个上上之策，如果曹操依言行事，也许三国的历史就要改写，可是其结果却是“太祖不从”。

　　事实证明，刘晔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就在七天之后，有蜀国的降者说：刘备初入蜀时，“蜀中一日数十惊，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也。”可以想像，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曹操率大军杀过去，将会是怎样的后果。而后来，刘备羽翼丰满之后，确实成了曹魏集团的心腹大患，他们不但最终失了汉中，还丢了大将夏侯渊的性命。

　　刘晔不仅能够对天下形势、敌我情形做准确的判断，而且更能深入地深入分析敌人心理，并且提出正确的意见。

　　蜀国有一个有着“容止才观”的人物孟达，曾经率众来降，深受曹丕的器重，封他为“新城太守，加散骑常侍”。人们也都对其十分常识，可是刘晔却坚持认为“(孟)达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术，必不能感恩怀义。新城与吴、蜀接连，若有变态，为国生患。”后来果然不幸为其所言中，孟达趁诸葛亮北伐之时发动了叛乱，如果不是司马懿智勇兼备，采取奇袭将其剿灭，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而在关羽被杀之后，(曹丕)“诏问群臣令料刘备当为关羽出报吴不”，大家一致以为“蜀，小国耳，名将唯羽。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只有刘晔认为：“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馀。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於终始之分不足。”后来刘备果然亲自带兵击吴。

　　就在吴国对抗蜀国的时候，孙权突然打发使臣向魏称臣，于是“朝臣皆贺”，也只有刘晔提出不同的意见：“吴绝在江、汉之表，无内臣之心久矣。陛下虽齐德有虞，然丑虏之性，未有所感。因难求臣，必难信也。彼必外迫内困，然后发此使耳，可因其穷，袭而取之。夫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不可不察也。”可是“帝不听，遂受吴降，即拜权为吴王。”结果一如刘晔所料，“备军败退，吴礼敬转废”，完全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在刘晔的一生中，献过的奇谋妙计绝对不仅仅是这些，仅在《三国志·刘晔传》中的记载就尚有多条。而且，刘晔不仅思维敏捷、才华出众，还有着过人的胆识和勇气，十三岁时就曾经按母亲的遗命，斩杀了父亲宠信的侍者;二十多岁时又借曹操的威名击杀了地方豪强郑宝，并且招降了他的部下。

　　在整个《三国志·刘晔传》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他的一点儿缺点，他竟是以一个近乎“完人”的形象定格在历史之中的。在各种历史著作中，刘晔也得到了人们一致的高度评价。许劭就认为：“晔有佐世之才。”傅玄则认为：“晔有胆智，言之皆有形。”而陈寿则评价说：“程昱、郭嘉、董昭、刘晔、蒋济才策谋略，世之奇士。”是将刘晔和程昱郭嘉等人并称的，至少认为不在众人之下。甚至连主席也说“此传可一阅”，认为刘晔“放长线钓大鱼”的计谋是值得学习的。

　　可悲的是，以刘晔这样一个有勇有谋的“完人”，做为曹魏集团智囊中重要的一员，先后服侍了曹操祖孙三代，终其一生，献计无数，可是他的计谋却真正被采纳的却少之又少。在《三国志》本传的记载中，也只有在曹操讨伐山贼陈策时才听了他一次，而在“至则克策，果如所料”的情况下曹操还大笑着说了一句“卿言近之”，算是在语言上对他最高的褒奖了。除此之外，在针对吴蜀两国的政治军事问题的重大决策上，刘晔的正确建议竟没有一次得到执行，甚至也没有一次得到重视。

　　为什么会这样呢?只因为刘晔姓刘——是汉室的后人。而且他这个出身和刘备不大一样，刘备的“皇叔”身份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常常被人怀疑，可是刘晔“汉室宗亲”的身份却是实实在在的，史载“刘晔，字子扬，淮南成惪人，汉光武子阜陵王延后也。”这个身份从来就没有人提出过异议，应该是真实无误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尽管曹氏祖孙三代都对刘晔礼遇有嘉，在骨子里却从来就没有真正地信任过他。可以想像，如果刘晔不姓刘，而是姓曹，或者姓夏侯，哪怕是姓刘姓之外的什么赵钱孙李也都不要紧，只有这个姓氏，只有这个“汉室宗亲”的特殊身份，多多少少总会叫他们有些顾虑。

　　事实上，以刘晔的聪明程度，当然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所以，在天性多疑而又残暴的曹氏祖孙面前，他为人低调、经常夹起尾巴做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三国志·刘晔传》载“(刘)晔在朝，略不交接时人。或问其故，晔答曰：‘魏室即阼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仆在汉为支叶，于魏备腹心，寡偶少徒，于宜未失也。’”能够做到这一点真的很不容易，我们想一想都会觉得很累，但刘晔却一直做得十分出色。尽管他的计谋很少被采纳，却自始至终都是曹魏的重要谋臣，并且做到了太中大夫，“晋爵东亭侯，食邑三百户”，可以说是成功者的典范了。

　　晚年的刘晔更加谨小慎微，虽然尚没有达到“多磕头，少说话”的地步，却也逐渐把自己锻炼成了一个左右逢源的两面派。就在魏明帝曹睿和群臣讨论要讨伐西蜀的时候，“朝臣内外皆曰不可”，可是刘晔却“入与帝议，因曰“可伐”;出与朝言，因曰“不可伐”。”分明成了一棵随风倒的墙头草。可惜，这棵墙头草并没做多久就露了馅儿。因为有一位“持不可伐之议最坚”的中领军杨暨，也是明帝的亲臣，同时他又十分看重刘晔，“每从内出，辄过晔”，刘晔就和他讲开了不该征伐的意见。结果有一次，杨暨又说起伐蜀的事，把明帝惹急了，说了一句“卿书生，焉知兵事!”，杨暨就搬出了刘晔做为自己的挡箭牌：“臣言诚不足采，侍中刘晔先帝谋臣，常曰蜀不可伐。”结果召来刘晔对质，他却以“终不言”的态度玩起了沉默。事后，在单独见面时，他又对明帝及杨暨分别提出了看似义正严辞的批评。对明帝说的是：“伐国，大谋也，臣得与闻大谋，常恐脒梦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诡道也，军事未发，不厌其密也。陛下显然露之，臣恐敌国已闻之矣。”而对杨暨说的则是：“夫钓者中大鱼，则纵而随之，须可制而后牵，则无不得也。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子诚直臣，然计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结果是“帝谢之”，“暨亦谢之”——他在两面都捞了好。而且，他这种两面讨好两面都不得罪的伎俩还不是偶然一用，史载“(刘)晔能应变持两端如此”，正可见这种事儿他是常干的。

　　可是他说的都是真心话吗?偶一为之还没有什么，时间一长，就有人对他的做派提出了质疑，并且在曹睿跟前打起了小报告，认为“晔不尽忠，善伺上意所趋而合之。陛下试与晔言，皆反意而问之，若皆与所问反者，是晔常与圣意合也。复每问皆同者，晔之情必无所逃矣。”曹睿照样子一试，刘晔果然中计，结果是明帝曹睿“果得其情”，于是从此疏远了他。最后，刘晔只能落得个“遂发狂……以忧死”的下场，只留下满腹的遗憾。

　　对此，《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傅子》的评论是“谚曰：‘巧诈不如拙诚’，信矣。以晔之明智权计，若居之以德义，行之以忠言，古之上贤，何以加诸?独任才智，不与世士相经纬，内不推心事上，外困于俗，卒不能自安于天下，岂不惜哉!”是将刘晔看作了一个“巧诈”之人。其实，傅玄的观点还是略嫌“正统”了些，今天看来还是多少有些偏颇。试想，以刘晔的“明智权计”，他何尝不愿意“居之以德义，行之以忠言”，可是事实上又如何能够做到呢?多少年来，他周旋在曹家祖孙三代周围，非但没有获罪，而且还在“出身有问题”的背景下将自己的身份地位一次次提高，成为曹很集团中的“红人”，又岂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也许正是他多年来奉行的谨小慎微、瞻前顾后的做人原则，所以才使这一性格在他晚年时候达到了极致，并且使他终于没能善始善终，真真叫人为之扼腕叹息。

　　只不过因为一个“出身问题”，以刘晔那样的绝顶聪明，又在曹操“任人唯贤”的政策之下，尚且遭遇如此的命运，更何况非其人，非其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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