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探究一战给人类带来的最深切的启迪，不妨说是对“反战求和”的热切渴望。英国在一战中直接参战600万人，伤亡244万，战争双方开支达1800亿美元，无数城镇化为废墟，各国财政一片萧条。“可怕的战争大屠杀几乎影响到全国所有家庭”，它对英国人传统的心安理得、高枕无忧的社会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对战争表示出十分的反感和厌倦，并进而对战争带来的灾难表示恐惧，形成一股强大的反战求和的社会思潮。

　　据悉，战后英国出现了许多颇具影响的“不再战运动联合会”和最大的“和平誓约协会”等和平主义组织，和平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他们宣称“一切战争都是错误的，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诉诸武力都违背人类精神上的和谐与理智”，呼吁“拒绝支持或效力于任何付诸武力的政府所从事的战争。” 甚至宣称“放弃侵略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放弃防卫。” 。

　　1936年，英国和平主义组织进行了民意测验，90%的人拒绝参战，反战求和思想深入人心。然而，和平主义者鼓吹和议、呼吁太平的同时，却消极地宣扬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诅咒战争，诋毁军备，不仅模糊了人们对国际形势的认识，而且使人们混淆了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解除了人们对战争的警觉。一味反战的社会情绪，很大程度上为政府参战制造了舆论压力，制约了政府的决策。

　　面对“社会太平”的反战求和思潮，英国政府不得不进行对外策略的调整。他们认为“战争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对于慕尼黑悲剧，英国首相张伯伦甚至相信“让德国恢复国土就可以保持英德两国长期友好和平稳定的关系，导致达成广泛的协定，抚慰不满意的国家，从而取得长治久安的和平”，(p.304)并且宣称“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这不仅反映了英国民众狭隘朴素的“避战求和”心理，也掩盖了张伯伦害怕战争的心态，迎合绥靖需求。可以说，“反战求和”的社会思潮正是英国统治阶级推行绥靖主义的温床，更是英国推行绥靖政策的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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