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文宗起用李训、郑注是为了翦除宦官的流行说法不确，实际上是为了破除李德裕、李宗闵两个官僚朋党。文宗起用他们后，认为他们同自己的太平理想契合，予以倚重，这时才翦除宦官，是实现理想的一个步骤。李训、郑注发动政变，以临时纠集的乌合之众，同拥有强大军队的庞大宦官势力斗争，必然失败。昭义藩镇的介入，抑制了宦官势力，稳定了国家局势。李德裕党平定昭义叛乱，主要为着树立朝廷的权威，但由于派系劣根性作怪，藉机陷害、打击李宗闵党，硬把李训、郑注和不知情的其他官员拉扯进去，因而否定李训翦除宦官的活动。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日，京师长安爆发甘露之变，是中唐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各种通史和唐代史读物都不得不提及，但都是仅就文宗起用李训、郑注翦除宦官立论。本文把甘露之变放在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庶几从它与官僚党争和藩镇的瓜葛中揭出一些新的意蕴。

　　一、文宗何以起用李训、郑注

　　文宗何以起用李训、郑注，各种读物大抵因袭旧史说法，认为文宗为了利用他们翦除宦官，由于他们投靠宦官头子王守澄起家，可以麻痹宦官的警觉。我认为这不是主要原因，仅在其它原因之次。

　　文宗大和年间，官僚大致分为以宰相李宗闵、李德裕为党魁的两党。所谓"党"，并非近代意义的政党，而是松散的政治团伙，它们没有成文的政治纲领、严格的纪律、上下级机构和精确的身份，由政治见解大致相同、志趣投合、来往亲密的官员构成。李宗闵党(俗称牛党，以牛僧孺命名)人数颇多，重要分子有宰相牛僧孺，给事中杨虞卿及其从兄中书舍人杨汝士、其弟户部郎中杨汉公，中书舍人张元夫，给事中萧澣，京兆尹杜悰等。李德裕党有御史大夫兼翰林侍讲学士郑覃等。两党明争暗斗，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大和七年，文宗把杨虞卿、张元夫、萧澣调到外地当州刺史，开始着手拆散朋党。文宗谈到他们的朋党问题，李宗闵说："臣素知之，故虞卿辈臣皆不与美官。"李德裕立即反唇相讥："给、舍非美官而何?"李宗闵顿时"失色"。(《资治通鉴》卷244)李宗闵出主意罢免了郑覃的侍讲学士身份，以减少他与文宗的接触机会。文宗夸奖"殷侑通经学，为人颇似郑覃。"李宗闵说："覃、侑诚有经学，于议论不足听览。"李德裕说："殷、郑之言，他人不欲闻，唯陛下切欲闻之。"(《旧唐书》卷173《郑覃传》)两党对峙，意见对立，彼此吵得面红耳赤，文宗因而感叹道："去河北贼(河朔跋扈藩镇)非难，去此朋党实难。"(《旧唐书》卷176《李宗闵传》)李德裕好强厉害，使得文宗不能忍受。大和八年，文宗打算安排李宗闵党前身的党魁李逢吉的侄儿李仲言(即李训)为谏官，置之翰林，李德裕以此人曾犯罪流放岭南为理由加以反对。文宗说："然岂不容其改过?"李德裕认为本性难移。文宗说："李逢吉荐之，朕不欲食言。"商量"别除一官"。李德裕坚持说："亦不可。"文宗看着宰相王涯，王涯只好说"可"。李德裕连忙挥手制止他，文宗回头，正好看见，"色殊不懌而罢"。(《资治通鉴》卷245)无疑，只有把两党骨干分子从朝廷中清除出去，才谈得上朝政的决策和实施;只有起用两党以外的人物，才谈得上把两党骨干分子从朝廷中清除出去。李训和郑注适应了这一需要，被文宗起用。

　　郑注医术高明，曾在藩镇节度使李愬手下供事，结识了监军宦官王守澄。他后来在政治生活中反复无常，玩弄阴谋诡计，因而名声不好，史书中有很多官僚士大夫抨击他的言论。但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敏悟过人，博通典艺，棋弈(原误作奕，径改)医卜，尤臻于妙。人见之者，无不欢然"。(《旧唐书》卷184《宦官》)李愬称他为"奇才"，王守澄称他为"奇士"。(《旧唐书》卷169《郑注传》)王守澄入朝知枢密，专擅朝政，把他带到京师。在大和五年文宗与宰相宋申锡密谋诛杀宦官之际，他伙同王守澄诬陷宋申锡谋反，企图置宋申锡于死地，文宗因此极讨厌他。但大和七年文宗患了风疾，不能说话，王守澄推荐郑注由昭义藩镇(驻潞州，今山西省长治市)行军司马任上来京为文宗治病，文宗"饮其药，颇有验，遂有宠"。(《资治通鉴》卷244)李训勾结郑注，被王守澄推荐给文宗侍讲《周易》，大和八年，次第担任四门学助教、国子学《周易》博士，充翰林侍讲学士，得以和文宗私下接触。由于他"倜傥尚气，颇工文辞，有口辨，多权数"，文宗"以为奇士，待遇日隆"。(《资治通鉴》卷245)

　　李德裕引起文宗"不懌"，没多久便被撤销了宰相职务，史籍把责任推到王守澄、李训、郑注身上，说他们"皆恶李德裕"，便"引宗闵以敌之"(《资治通鉴》卷245)，把他从藩镇节度使任上征回京师，与李德裕互换职务。但这时李训仅仅是品秩卑微的四门学教书匠，郑注刚从昭义节度副使任上调回京师，他们哪有那么大的能量?因此，李德裕罢相尽管王守澄起了重大作用，但主要取决于文宗的态度，李训、郑注这时还只是文宗用以破除官僚派系的小小打手。下一个目标是李宗闵。大和九年，郑注当上了守太仆卿兼御史大夫。京城误传他为文宗合炼金丹，须小儿心肝，民间惊惧。郑注一向厌恶京兆尹杨虞卿，就伙同李训构陷他，说这个谣言出自他的家人。杨虞卿下御史台监狱，李宗闵"极言救解"，文宗斥责李宗闵说："尔尝谓郑覃是妖气，今作妖覃耶尔耶?"(《旧唐书》卷176《李宗闵传》)于是贬他为外官。随后，郑注揭发李宗闵当年当吏部侍郎，通过一位姓沈的驸马都尉结托女学士宋若宪和宦官头子杨承和，由二人在宫中多次美言，才当上宰相。于是李宗闵再贬。这样，两个集团的首领都被逐出朝廷，其党羽也被清除出去。文宗对于"宿素大臣，疑而不用，意在擢用新进孤立，庶几无党，以革前弊"(《旧唐书》卷172《李石传》)，于是起用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为宰相。

　　进一步的问题是，文宗为什么倚重李训、郑注?

　　文宗喜读《贞观政要》，对于唐太宗孜孜政道而取得贞观之治的局面，一直很向往，并且急于求成。大和六年，他对宰相们说："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亦有意于此乎?"牛僧孺说："太平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事后牛僧孺对同事们说："主上责望如此，吾曹岂得久居此地乎?"(《资治通鉴》卷244)他于是辞去了宰相职务。两党其他官员也都没有同文宗这种迂阔的理想相契合的表现。李训、郑注则不然，二人为文宗"画太平之策，以为当先除宦官，次复河湟"，甚至具体到"开陈方略，如指诸掌"的地步。文宗"以为信然，宠任日隆"。(《资治通鉴》卷245)显然，李训、郑注是在吹牛皮说大话。当时宦官专权，官僚朋党，藩镇跋扈，财政困难，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天下太平谈何容易，因而牛僧孺的话倒是符合实际的。关于"除宦官"，下面再分析，这里分析"复河湟"问题。河湟指河西、陇右，吐蕃趁安史之乱，占据了这个地区，唐廷何尝不萌生收复念头，为客观条件所限，一直无如之何。杜牧《河湟》诗说："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樊川文集》卷2)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宰相元载只是筹划在临近沦陷区的地方置戍兵、筑城堡而已，而且没能实施。唐宪宗看旧地图，"见河湟旧封，赫然思经略之"，但"未暇也"。(《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下》)这些都是文宗以前的事。文宗以后，吐蕃衰败，内斗激烈，沦陷区唐人趁机起义，以其地归唐。沙州(治今甘肃敦煌市)人张义潮领导民众继续斗争，收复了河陇13州土地，唐宣宗大中三年(849)绘地图以献唐廷。这完全是民众自发的行动，唐廷事后才知道，自己一方根本没有出任何力。那么，李训、郑注"复河湟"云云，不过是空疏的宣言，哄骗文宗，哄骗舆论，不可能付诸实施。而且二人并不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郑注每自负经济之略"，文宗问到"富人之术"，他"无以对，乃请榷茶"。(《资治通鉴》卷245)盐铁转运使令狐楚兼领榷茶使，深有体会，认为"榷茶实为蠹政"，"岂有令百姓移茶树于官场中栽植，摘茶叶于官场中造作?"(《旧唐书》卷172《令狐楚传》)茶树是不能移植的，因而古代婚姻习俗有女方接受男方赠茶的订婚聘礼，表示自己对婚姻忠贞不移。小说《红楼梦》第25回中，王熙凤同林黛玉开玩笑，说："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不知医术精湛的郑注为什么对"本草"习性如此昧然。

　　总之，文宗起用李训、郑注，最初是为了破除官僚朋党，被他们的夸夸其谈所迷惑，误以为他们是扭转乾坤的奇才，遂加以重用，翦除宦官是后来的事，是实现太平理想的一个步骤。

　　二、李训翦除宦官的行动何以托词甘露

　　李训、郑注同文宗密谋，杀掉了宦官头子王守澄，目标转向另一个宦官头子仇士良。李训假称左金吾卫办公院的石榴树上夜间降下甘露，这在冬天无疑是很奇怪的事，想诱骗仇士良偕众宦官前往观看，伏兵突起，杀掉他们。李训为什么要托词甘露?古人迷信，看重任何所谓祥瑞，天降甘露更看作是天下太平的瑞兆。甘露之变发生的这一年，仅在凤翔藩镇(驻今陕西凤翔县)，先有五色云出现，后捕获白兔，监军宦官都想上报文宗，节度使杜悰阻止，"监军不悦，以为掩蔽圣德"。郑注继任凤翔节度使，上报紫云出现，并献上白雉。在京师，八月，"有甘露降于紫宸殿前樱桃之上，上亲采而尝之，百官称贺"。因此，李训托词甘露，与此前的祥瑞承接，既迎合了文宗和宦官、朝官们的心理，又同文宗和自己的太平理想一致，便于开展行动。甘露之变过后，文宗对杜悰说："李训、郑注皆因瑞以售其乱，乃知瑞物非国之庆。卿前在凤翔，不奏白兔，真先觉也。"(《资治通鉴》卷246)文宗从依靠李训、郑注翦除宦官，到公开批判他们利用祥瑞，看样子不是为了推卸责任，而是表明文宗虽参与了同他们的密谋活动，但他们具体怎样行动，文宗未必任何细节都知道。在宦官众目睽睽之下，文宗同他们的接触不会过于频繁，说话不会面面俱到、处处明朗。

　　三、李训、郑注失败的必然性

　　甘露之变爆发，李训、郑注彻底失败，连同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以及王璠、罗立言、郭行馀、李孝本、韩约等官员，皆被宦官灭族。王涯和贾餗并没有参与李训的活动。被宦官滥杀的也不只是他们，在京师和凤翔，至少有三千人。

　　李训、郑注败在宦官手下，是必然的结局。宦官与中国王朝史相始终，不废除宦官制度，就不可能取消宦官，杀掉这一批，还会出现另一批。自唐德宗以来，宦官担任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是中央禁军的最高统帅。宦官所以能"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便是由于掌握军权，形成势力。甘露之变前，王守澄、仇士良便担任着右军中尉、左军中尉的职务。宦官或在京师，或在地方监军、巡边，"高品白身之数，四千六百一十八人"。对于如此强大的势力，李训"欲尽诛宦官"(《旧唐书》卷184《宦官》)，郑注打算在凤翔挑选数百亲兵，利用埋葬王守澄的机会，"令内臣中尉以下尽集浐水送葬"，"令亲兵斧之，使无遗类"。(《资治通鉴》卷245)这种做法，用主流意识形态的语言来说，是"左"倾机会主义的盲目行动，不可能奏效。李训、郑注所以期望通过阴谋诡计侥幸获胜，是由于他们都是政治投机分子和政治暴发户，升迁异常，品质多疵，为官僚们所不齿，不具备威望和号召力、凝聚力，也不具备审时度势的能力。

　　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在当地组织力量。李训抢先在京师下手，利用几位刚刚变动职务的人匆忙行事。户部尚书、判度支王璠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大理卿郭行馀为邠宁节度使，这是弄虚作假，他们并没有赴镇，只是为了"托以募爪牙为名"在京师"招募豪侠"(《旧唐书》卷169《王璠传》)，政变时只有"部曲数百"。(《资治通鉴》卷245)京兆少尹罗立言权知京兆府事，他指使长安、万年两县的捕贼官纠集吏卒。但官吏消极应付，"万年捕贼官郑洪惧祸托疾，既而诈死，令家人丧服聚哭"。(《旧唐书》卷169《罗立言传》)刑部郎中兼御史知杂李孝本权知御史中丞，在起事当天率领"御史台从人二百馀"，罗立言率领"京兆逻卒三百馀"(《资治通鉴》卷245)，仓促应付局面。倒是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手下有兵，但他刚由太府卿改换职务，在军中没有资历、威望，没有指挥能力，而且胆小如鼠，当仇士良一行来看"甘露"时，他竟吓得"变色流汗"。王璠和他伯仲之间，李训指挥他来文宗面前"受敕旨"，他竟"股栗不敢前"。(《资治通鉴》卷245)宦官利用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神策军对付这类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牛刀小试即可。仇士良命令左右神策军各出动五百人，即刻便使李训力量和不相干的官吏、市人流血成河、僵尸遍地。

　　四、昭义藩镇对稳定国家局势的功绩

　　甘露之变事起，宦官们协调了内部关系，加强了族类意识，对于官僚士大夫，不论有党无党、何派何系，一律视为仇敌。巡边宦官田全操回京途中扬言："我入城，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资治通鉴》卷245)宦官对所谓逆人亲党进行大清洗，肆意杀戮，霸占财物。官僚士大夫身家性命毫无保障，心灵受到震撼，把仕途看作畏途。裴度"不复以出处为意"。(《旧唐书》卷170《裴度传》)白居易远在洛阳，"愈无宦情"。(《旧唐书》卷166《白居易传》)他的《咏史(自注：九年十一月作)》诗说："秦磨利剑斩李斯，齐烧沸鼎烹郦其。可怜黄绮入商洛(按：用西汉初隐士商山四皓典)，闲卧白云歌紫芝。彼为菹醢几上尽，此作鸾凤天外飞。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白居易集》卷63)《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自注：其日独游香山寺)》诗说："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按：曹魏末年，嵇康被杀，临刑索琴奏《广陵散》)，忆牵黄犬定难追(按：《史记·李斯列传》：丞相李斯被灭族，对其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白居易集》卷65)这时的宰相是郑覃和中立不党的人士李石，二人顶住腥风血雨，勉强办公。议论朝政时，仇士良阑入其中，动辄以李训、郑注的事来侮辱恐吓他们。他们则以李训、郑注由宦官王守澄引进为据，反问道："训、注诚为乱首，但不知训、注始因何人得进?"使得"宦者稍屈"。(《资治通鉴》卷245)仇士良派刺客暗杀李石，虽受伤未死，但吓得"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京师数日方安"。正是由于李石、郑覃不同宦官妥协，才使得"纪纲粗立"。(《资治通鉴》卷246)

　　仅靠郑覃、李石个人的节操和能力，还不足以抑制宦官，是昭义藩镇对宦官的态度给他们提供了有效的凭借。该镇节度使刘从谏连续上表"请王涯等罪名"，还说："涯等儒生，荷国荣宠，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构逆!训等实欲讨除内臣，两中尉(指仇士良、鱼弘志)自为救死之谋，遂致相杀，诬以反逆，诚恐非辜。设若宰相实有异图，当委之有司，正其刑典，岂有内臣擅领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横被杀伤!"他表示"谨当修饰封疆，训练士卒"，"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资治通鉴》卷245)先属于李宗闵党后属于李德裕党的士人李商隐，号召其它藩镇响应昭义。他的《重有感》诗说："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全唐诗》卷540)玉帐指军帐，牙旗指旌旗，是节度使的居处和用物。这里说节度使拥有兵力，占据有利形势，应该在国家安危关头同皇帝休戚与共。窦融是东汉初年的凉州牧，凉州即今甘肃武威地区，属于函谷关以西地区。他得知光武帝刘秀欲讨伐隗嚣，便上表问出兵时间，打算效力。这里用以指刘从谏上表事。东晋苏峻谋反，陶侃同温峤、庾亮等人会师于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市)石头城下，终于杀掉苏峻。这里用以鼓动刘从谏会同其他节度使进军长安，消灭宦官。刘从谏的声讨以及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使得仇士良极度恐慌，宦官势力不得不有所收敛。关于刘从谏对稳定国家局势所起的作用，史官有公正的评论。一则说："是时中官颇横，天子不能制，朝臣日忧陷族，赖从谏论列而郑覃、李石方能粗秉朝政。"(《旧唐书》卷161《刘悟传附子从谏》)一则说："苟无藩后之势，黄屋(指朝廷)危哉!"(《旧唐书》卷169《史臣曰》)

　　刘从谏提到王涯，是由于王涯并不知道李训的计划，也被宦官族诛，拿这事谴责宦官，更加义正词严。于是昭义镇成了保护受害者的卵翼，李训的哥哥李仲京，郭行馀的儿子郭台，王涯的侄孙王羽，韩约的儿子韩茂章、韩茂实，王璠的儿子王渥，贾餗的儿子贾庠，都逃到这里避难。

　　五、李德裕何以否定李训等人翦灭宦官的行动

　　李训等人翦灭宦官，是为着李唐王朝的利益，而且是秉承文宗的旨意行事的。因此，古人对于这一事件的性质给予正面肯定。《旧唐书·宦官传》开篇评论宦官肆虐，把李训同宋申锡相提并论，说："文宗包祖宗之耻，痛肘腋之仇，思翦厉阶，去其太甚。宋申锡言未出口，寻以破家;李仲言谋之不臧，几乎败国。"唐武宗继位后，李德裕担任宰相，仇士良很讨厌他。但武宗猜忌厌恶仇士良，解除了仇士良的实权，并于会昌三年(843)退休。继之掌实权的宦官"刘行深、杨钦义皆愿悫，不敢预事"。(《资治通鉴》卷247)君相朝臣承受的宦官压力相当小，时机有利，可以做好李训等人的善后工作。然而出人意料，会昌四年李德裕主持平定了昭义镇的叛乱，上述几位避难者被该镇内部人杀掉，"李德裕复下诏称：'逆贼王涯、贾餗等，已就昭义诛其子孙。'"诏令"宣告中外，识者非之"。(《资治通鉴》卷248)

　　李德裕为什么否定李训等人翦灭宦官的行动，并且把不相干的两个宰相拉扯进去?

　　话题回到昭义镇上来。唐敬宗宝历元年(825)，昭义节度使刘悟病故，其子刘从谏欲继承职务，托言先父遗表中的意愿，把遗表上呈朝廷，请求批准。朝中讨论，多数大臣认为昭义是内地藩镇，与河朔三镇不同，不能像三镇那样实行世袭制。"宰相李逢吉、中尉王守澄受其贿，曲为奏请"(《旧唐书》卷161《刘悟传附子从谏》)，使刘从谏如愿以偿。会昌三年，刘从谏病故，其侄刘稹冒充其子，请求继任节度使。武宗命刘稹以全族入京，担任朝官，刘稹不从，武宗和李德裕决定出兵讨伐。刘稹上表辩解并恳求朝廷罢兵，说："亡父从谏为李训雪冤，言仇士良罪恶，由此为权幸所疾，谓臣父潜怀异志，臣所以不敢举族归朝。乞陛下稍垂宽察，活臣一方。"这里所说"权幸所疾"，指李德裕事，他认为甘露之变以来刘从谏的所作所为是"跋扈难制，累上表迫胁朝廷"。(《资治通鉴》卷247)他谋划用兵方略，说："泽潞国家内地，不同河朔。"当年刘从谏"欲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与郑注、李训交结至深，外托效忠，实怀窥伺"。"刘稹所恃者，河朔三镇耳。但得魏、镇不与稹同，破之必矣。请遣重臣一人，传达圣旨，言泽潞命帅，不同三镇。自艰难以来，列圣皆许三镇嗣袭，已成故事。今国家欲加兵诛稹，禁军不欲出山东。其山东三州(昭义藩镇管五州，泽州、潞州在山西，邢州、洺州、磁州在河北，即山东三州)，委魏、镇出兵攻取。"(《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

李德裕

　　李德裕坚持平定昭义，固然主要是为了树立朝廷的权威，防止节度使世袭制由边地向内地蔓延，但他把党争因素带入其中，想藉机清算从李逢吉以来的政敌，便使得平定藩镇叛乱的战场同时成了派系斗争的战场。他构陷牛僧孺、李宗闵，想把他们置于死地。他对武宗说："刘从谏据上党十年，太(大)和中入朝，僧孺、宗闵执政，不留之，加宰相纵去，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他"使人于潞州求僧孺、宗闵与从谏交通书疏，无所得，乃令孔目官郑庆言从谏每得僧孺、宗闵书疏，皆自焚毁"。河南少尹吕述迎合李德裕的意图，写信给李德裕，诬陷"稹破报至，僧孺出声叹恨"。(《资治通鉴》卷248)武宗大怒，遂将牛僧孺、李宗闵贬斥蛮荒，彻底打倒。至于王涯，早在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便为时任宰相的李德裕之父李吉甫所怒，受到贬官处分。李德裕把不曾参与李训行动的王涯叫做"逆贼"，无非是"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论语·学而篇》)而已。甘露之变过后，李德裕党人陈夷行就想把郑注的事栽赃于李宗闵。他对文宗说："宗闵养成郑注之恶，几覆邦家，国之巨蠹也。"李宗闵党人杨嗣复反驳道："比者陛下欲加郑注官，宗闵不肯，陛下亦当记忆。"(《旧唐书》卷176《李宗闵传》)由此可见，李德裕所以否定李训翦灭宦官的行动，是出于派系的劣根性，把李训等人及昭义藩镇同李宗闵党硬扯在一起，大做文章。然而史学界研究李德裕平定昭义叛乱问题，始终未注意到这一层含义，因此本文予以发覆，希望能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个醒。

　　附带讨论一个说法。史学界普遍认为李德裕党对藩镇持强硬态度，李宗闵党持姑息态度，前者优后者劣。李德裕党事例即平定昭义叛乱一事。李宗闵党事例是：大和五年，范阳藩镇(驻幽州，今北京市)内讧，副兵马使杨志诚逐节度使李载义。文宗问如何处置，宰相牛僧孺说："此不足烦圣虑。且范阳得失，不系国家休戚，自安、史以来，翻覆如此。前时刘总以土地归国，朝廷耗费百万(指赏赐)，终不得范阳尺帛斗粟(指赋税)入于天府，寻复为梗。至今志诚亦由(犹)前载义也，但因而抚之，俾捍奚、契丹不令入寇，朝廷所赖也。假以节旄，必自陈力，不足以逆顺治之。"(《旧唐书》卷172《牛僧孺传》)研究者们忽略了范阳和昭义的差异。范阳是边地藩镇，安史乱后，朝廷对它的控制一直是鞭长莫及，因而视同化外，只要它能防范奚、契丹的内犯即可，其余不再计较。而昭义是内地藩镇，地近东都洛阳，朝廷不能容忍它尾大不掉。上引李德裕言论表明他看到了内地藩镇与边地藩镇的区别，并以承认河朔三镇世袭制特权为前提，争取它们出兵配合平定昭义叛乱。可见，李德裕对待边地藩镇的态度同牛僧孺完全一致，研究者们却要肯定李德裕否定牛僧孺，岂非咄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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