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时糊涂去时迷

　　那一年,在丹阳街头,一个郑姓少女和一个方士不期而遇。不知名的卜者从少女身上看出了其不寻常的命运:郑氏将来会成为一位帝王的母亲。虽然说这位郑姓少女就是后来唐宣宗李忱的母亲,但预言在没有成为现实之前,都是荒诞剧。有人听了摇摇头一笑而过,有人听了心理却起了化学反应。镇海节度使李就属于后者,他决定把这个当时看来完全不靠谱的预言作为一项长线投资,等到牛市来临,他收获的将会是整个天下。

　　李实现理想的前提就是将郑氏纳为妾,如果预言成真,自己将会是太上皇。可老天似乎在和他开玩笑,在郑氏委身于他的那几年里,居然没有为他生下一男半女。

　　元和二年(807年),李铤而走险,拥兵自立,可还没等朝廷的大军赶到,李的势力就已经土崩瓦解,郑氏被没入掖庭宫,并在那里遇上了宪宗皇帝。不久皇十三子李忱诞生了,有时,预言距离现实仅一步之遥。

　　当李忱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时,唐宪宗就在元和宫变中不明不白地遇弑了。郑氏母子在一夕之间沦落为宫廷里可怜的孤嫠,无所依托。郑氏入宫之初,曾经在穆宗的母亲郭氏身边当过侍女。也就是说,她们最初是主仆关系,后来郑氏母以子贵,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而紧张。然而郭氏是不会认同一个侍女和自己平起平坐的,所以元和宫变后,郭氏的儿子穆宗皇帝登基称帝,郑氏母子的处境变得十分艰难,幼时的李忱在诸王的十六宅内则成了大家戏谑和欺侮的对象。

　　李忱自幼笨拙木讷,与同龄的孩子相比似乎略为弱智。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变得更为沉默寡言,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无动于衷。这样的人,委实与皇帝的龙椅相距甚远,当然,与龙椅相距甚远的李忱自然也在权力倾轧的刀光剑影中得以保全。

　　穆宗和敬宗父子相继驾崩后,穆宗的另一个儿子被从十六宅里接到大明宫,成了新的天子,即文宗。一次宴会上,文宗皇帝注意到李忱安静地坐在喧闹的亲贵中间,不说一句话,显得非常木讷。于是文宗非逼着李忱说话,以作笑料。又因为李忱被穆宗封为光王,在座的子侄辈们都戏称他为“光叔”,这样的称谓显然是大不敬。但不管被怎么捉弄、耍戏、取笑,李忱都岿然不动,坦然受之。这样,时间长了,宫里上上下下的人还真就把他当成了缺心眼的傻子。李忱也很享受傻子时光,因为常识告诉人们,傻子是没有野心的,不会对他人的地位、利益构成威胁,所以,他人也就不会把傻子放在心上。

　　至于装傻装成了皇帝,那并不是宣宗的初衷,歪打正着而已。傻子时光只是他玩的“障眼法”,目的就是迷惑他人,保护自己。

　　841年,唐武宗登基。唐武宗敏锐地觉察到他的这个“光叔”李忱是个潜在的威胁。于是,光王李忱就经常出现一些“意外情况”:不是今天在与皇上击时突然落马,便是明天在入宫时突然失足。种种灾祸似乎都在“不经意”间突然降临到光王的头上,让他猝不及防。但是,光王依然顽强地活着,而且没有一句怨言。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未遂的谋杀后,李忱终于在宦官仇公武的帮助下换上缁衣,逃出了宫廷,经江淮云游到浙江盐关的安国寺。那里的方丈齐安是唐室宗亲,便收留了他,还给了他一个法名琼俊。沙弥李忱似乎参透了人生的真谛,安静地在安国寺开始了他的修行生涯。

　　处世莫若养“木鸡”

　　据《庄子虽有别的鸡叫,它也好像没听到似的,毫无反应,不论遇到什么突然情况,它都不动不惊,看起来真像只木鸡。这样的斗鸡,才算是训练到家了,别的鸡一看见它,准会转身认输,斗都不敢斗。”果然,这只鸡后来每斗必胜。安国寺中的李忱就是只修行中的“木鸡”。

　　唐武宗时期市面上流行一句神秘的谶语:“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黑衣者僧人也。”谶语向人们明白预告:唐武宗的祚运就要完结,佛门中将有人要登上天子的宝座。

　　被谶言吓得不可终日的唐武宗决定灭佛,会昌五年(845年),武宗敕下:从四月一日起,年40岁以下僧尼还俗;从十六日起,50岁以下僧尼还俗;从五月十一日起,50岁以上无祠部牒者还俗。到后来,外国僧尼也必须还俗回国。

　　唐武宗灭佛过程中,对僧尼进行了残酷的、非理性的迫害与杀戮。会昌三年(843年)九月,为了追拿一个可能隐身于僧人中的小小逃犯,京兆府竟然一次打杀新裹头僧三百余人。这种情况,恐怕只能用强烈的恐惧与仇恨来解释,而恐惧与仇恨来自何处?抛开道教与佛教的冲突,道士利用政治优势打击佛教是造成会昌法难的直接原因。但在唐武宗李炎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的皇叔—皇家最出名的“傻子”李忱隐身佛门,一直以来,唐武宗都竭力想除掉他这个装疯卖傻的“光叔”。

　　李忱出走后,武宗经常被一个噩梦困扰。在梦里,一头白额吊颈猛虎张牙舞爪地咆哮着,一次次地将他撕成碎片。武宗不堪忍受噩梦折磨,于是下旨命京兆、华州和同州大规模捕杀长安附近的猛虎,来消解自己内心的恐惧和不安。现实的猛虎被捕杀得差不多了,可梦里的猛虎却依然在黑夜里发出可怕的啸声。有人说,那头猛虎是李忱的化身,因为李忱的属相为虎。

　　又是李忱。唐武宗决定,掘地三尺也要找到他的“光叔”。

　　李忱这时候正随黄檗禅师隐居在泾县泾水西畔的水西寺避世避祸,安心修禅。他以为远离朝堂,就可以跳出红尘,全身心地投入佛祖的怀抱,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化为猛虎闯进了唐武宗的梦里,危险正步步逼近。一天,水西寺来了一位上山进香的泾县县令。李忱看这个县令根本不是礼佛之人,也就没怎么搭理他。县令见李忱和尚坐而不起,非常愤怒,下令将李忱下到狱中,准备好好修理修理。

　　巧合的是,当时的监狱长在前一天晚上也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条黄龙蟠曲在狱门前,龙爪撑在门框上。醒来后的狱长懵懵懂懂,不能破解梦的寓意。第二天上班,他还在琢磨这个梦,就在这时候,披枷戴锁的李忱被粗暴地推搡到他面前。他抬眼一看,面前站着的是一个看上去伟岸而倔强的和尚,无论押解他的人怎么折腾,他就是不往监狱的大门迈一步。

　　爱做梦的监狱长很快就将面前这个僧人和梦里面那条黄龙的形象重叠起来,不错,就是他。他赶紧呵退那些捋胳膊伸腿的下属,将李忱恭敬地请到自己的房间。支使开左右的人后,监狱长扑通跪倒在大和尚李忱面前。李忱保持着出家人淡然的表情,简单施礼。监狱长磕头如捣蒜,李忱扶起他,向他索要了一副笔墨,在自己随身带的小扇上写下了一首小诗:“大殿连云接赏溪,钟声还与鼓声齐。长安若问江南事,报道风光在水西。”

　　监狱长带着这柄扇子跋山涉水,来到了长安。他按照李忱的吩咐,在长安的闹市里高声叫卖,索价1000钱。不少人都围拢过来,想看看这柄要价不菲的折扇有什么卖点,可是,他们都失望了。虽说李忱的字也不错,但是见惯了柳公权等大家手迹的长安人对书法有着很高的鉴赏力,这扇子上的题字还不能入他们的法眼,诗句更是不知所云。

　　但是,真正心领神会的人还是能读懂诗歌里的隐语,他们从这一柄小小的扇子上了解到其主人的行踪。武宗皇帝已经一病不起了,被他和宰相李德裕压制了整整五年的宦官们正在寻找一个能颠覆武宗的人物来填补即将空出来的皇位。就在这时,李忱及时地用一柄小扇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宦官们对唐武宗和李忱的恩怨纠葛了如指掌,他们相信,这就是他们要找的人。

　　而此时的武宗皇帝已经被病魔折腾得只剩下半条命了,虽然他不认命,但命运已准备将他抛弃。他身边的道士们解释说:从五行上讲,汉朝属于火德,为防以水克火,汉朝将洛阳更名为“雒阳”;同样的道理,唐朝属于土德,而武宗本人的原名是以水为旁的,因为土克水,所以帝王的运道被王朝的气运压制住了。

　　为了破解这五行生克带来的不利命运,武宗在去世前12天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炎。

　　李忱脱了袈裟换上龙袍,登上了帝位,年号大中。他喜欢没事的时候与近臣扯闲篇,一些奇异的说法也就是在这看似漫不经心的闲谈中被他别有深意地透露了出来。那是他为自己悉心编排的流言。

　　有心的宰相令狐将他所听到的转述给了自己的子侄,李忱不少真假莫表的佛门轶事正是初见于令狐澄所著的《贞陵遗事》。李忱将他在佛门闲扯出来,就是为了更广泛地传播开去。给人印象不好、与先皇关系不好的李忱,如何能合法地成为皇帝?翻阅史书,我们会发现凡有神异事迹的帝王往往具有两方面特征:第一,通过非常规手段获取地位,也就是那些不能遵照父子传承、立嫡立长的原则和常规途径取得帝位的;第二,这些通过非常规手段获取帝位的皇帝要想得到社会性的认同,特别是士大夫阶层的拥护,只有通过蒙太奇手法,让自己身上散发出一种神秘的特质,以顺应天意。

　　告别佛门,君临天下的李忱从幕后走到了前台。当皇帝和当和尚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需要举轻若重,而后者更多的是举重若轻。他要用更务实的做法巩固自己来之不易的地位。

　　以佛的名义出发

　　一般说来,人性都是喜直厚而恶机巧的,而胸有大志的人,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没有机巧权变绝对不行,尤其是当他所处的环境并不如意时,就更要既弄机巧权变,又不能被人所厌戒,所以就有了鹰立虎行如睡似病的外愚内智的处世方法。

　　在晚唐西风残照的悲凉氛围中,在突起的会昌狂飙里,曾经的帝国无可奈何地走向了西山日薄之处。脱掉袈裟的李忱仿佛也脱去了昔日的“木鸡装”,摇身一变成为君临天下的帝国新主人唐宣宗,一出手就以雷霆之势横扫天下。他把枪口第一个对准了李德裕,李德裕深受武宗朝器重、大权独揽,唐武宗曾对他说:“恨无官赏卿耳!”当年的会昌灭佛也是二人联手的杰作,李德裕“灭佛宰相”的称号即是明证。

　　李忱登上皇位的第八天,李德裕就被唐宣宗免去宰相一职,贬潮州司马(之后再贬潮州司户,又贬崖州司户,一直到死,李德裕也没能返回长安),两天后,李德裕最有力的助手、工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也被贬出京师。与此同时,以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白敏中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任宰相。至此,历时40年的牛李党争也随之烟消云散。

　　即位当年,李忱在祭穆宗一系四帝时尴尬地发现他不知道如何称呼那几个辈分低于他却死在他前面的帝王:敬宗、文宗和武宗。按辈分,李忱算是这几位前皇帝的叔父,可他也曾是他们的臣子。灭佛的人,在佛祖的诅咒声中人间蒸发;而念佛的和尚却成了当下的君王,这不是莎士比亚的悲喜剧,而是中国历史的传奇剧。

　　折腾了半天,李忱只好采纳礼院“不析言昭穆”的建议,也就是在致祭时忽略辈分以应付称谓上的难题,稀里糊涂蒙混过关。

　　没当皇帝的时候,可以装糊涂。如今作为一国之君,李忱不愿意再这么装下去了,更何况这绝不是可以忽略或敷衍的问题。但问题是,李忱如果承认了他的兄长和侄儿的合法地位,那他这个皇帝就低了辈分。

　　吏部尚书李景让“体察” 到了李忱的苦衷,就上书提出,穆宗是陛下的兄长,而敬宗、文宗、武宗是陛下兄长的儿子,敬拜兄长还说得过去,敬拜自己的侄子怎么都说不通!所以,应该将穆宗、敬宗、文宗、武宗的神主移出太庙,而将代宗以下各宗移入太庙。最终穆宗父子四帝神主被李忱迁出太庙祭室,另行安置。就这样,极端重视礼制的李忱用如此降格的礼仪来向世人说明,穆宗是个非法的篡位者,穆宗三个先后称帝的儿子是篡位者的后代。然后,他决定时光倒流,将自己登基之日与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二十七日唐宪宗暴崩之日衔接起来。

　　由此,一段陈年的谋杀案终于在几乎就要被人遗忘的时候被重新翻检出来。所有参与或间接参与弑害宪宗、拥立穆宗的官僚和阉人都面临着一场残酷的清算。而唐宣宗李忱以导演的身份完成了这部迟到了将近30年的复仇大戏,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所言,“宣宗之治是一个清算和评估过去的时代”。

　　为了时时处处体现出自己才是宪宗的合法继承人、真正的元和一脉,整整七年,唐宣宗用没完没了的讦奏和刑讯、繁杂无比的线索清算“元和逆党”。而在“元和逆党”中,宦官首当其冲。唐宣宗自己也是由那些潜伏在宫闱中的宦官们精心挑选出来,推上帝王之位的,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出了名的傻蛋骗不了武宗皇帝,却骗过了他们。

　　李忱用来保护自己生命的伪装色阴错阳差地成了他君临天下的资本。由宦官扶上皇位的李忱不会忘记,27年前的那场元和宫变,宦官们弑杀他的父亲唐宪宗;22年前的那场甘露之变,玩弄权力的宦官们不仅没有被唐文宗杀掉,反而全面掌握朝政。因此,李忱在大张旗鼓地清算元和宫变的同时,对甘露之变也进行了大翻案,不遗余力地打击宦官的嚣张气焰,哪怕是扶持他登基的宦官。他甚至在延英殿,当着宰相的面杖责身边的宦官。

　　有时,宰相们也觉得李忱小题大作了,纷纷劝谏。李忱却说:“此辈是朕之家奴,杖之何妨!如卿等奴仆有过,亦不可不罚。”教训家奴,根本不用当着宰相的面。那些被杖责的宦官不过是充当李忱的道具罢了,他是刻意在宰臣面前表现对宦官势力的全面控制的。

　　清算是一场风暴,还没死的,将在这场风暴中公开或秘密地死去;已经死的,被从坟墓里挖掘出来,挫骨扬灰。就连唐穆宗的生母郭太后也没有逃过这场席卷朝堂的风暴,因为她对宪宗皇帝的死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责任。在一个暧昧的黄昏,郭太后突然崩逝,被草草地下葬。

　　听说郭太后将被葬在景陵的外园,不配宪宗,礼部检讨王不顾自己人微言轻,上书反对,要求让郭太后与宪宗合葬景陵。佛曰,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即错。李忱为此龙颜大怒,王被贬为句容县令,黯然出京。其实,李忱是故意用不符合礼制的丧仪来暗示郭氏和她的儿子在元和宫变中的罪过,有罪之人,怎配合葬?

　　李忱使他的时代充满了对元和一朝深切的怀念,而这种怀念带有浓厚的表演性质,说穿了就是一种政治的需要。为了体现自己与宪宗的一脉相承,凡宪宗重用过的大臣,李忱想方设法擢升他们的子弟,如辅佐宪宗平定淮西的一代名相裴度的儿子—翰林学士裴谂,在李忱亲自到翰林院时被钦点为承旨学士。李忱还体贴地让裴谂立刻放假回家,让他与妻儿分享加官之喜。召见裴谂时,李忱常有赏赐,一次,他将御盘中的水果赏赐给裴谂,裴谂不曾带容器,只好张开袖子接了下来,体贴的李忱立刻走到一个宫娥面前,取下她项下系的一方小帛,亲手包起水果送给裴谂……

　　一次,李忱在翻读记载元和一朝大事的《元和实录》时,见文中记载已故江西观察使韦丹政绩卓越,便向宰相周墀问起韦丹的后人。周墀说韦丹的儿子韦宙正在担河阳观察判官。李忱连声说:“速与好官”。就这样,韦宙被从藩镇召回朝廷,出任侍御史。

　　一天,李忱有意对宰相白敏中说,他记得早年在宪宗出殡的路上,突遇狂风暴雨,护送灵柩的百官和六宫都四散躲避风雨,只有担任山陵使的一位大臣攀着灵车不肯离开。但由于自己当时年幼,只记得那人年龄颇大,面有重髯。熟悉先朝故事的白敏中立即很肯定地说,那是令狐楚。李忱便问起令狐楚是否有子。白敏中告诉他,令狐楚的长子令狐绪是随州刺史。李忱马上问是否可以起用为宰相。白敏中说令狐绪患有风痹,便推荐了令狐绪的弟弟、前湖州刺史令狐。李忱立刻将令狐擢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当令狐入朝谢恩时,李忱发现令狐对元和旧事颇为熟稔,便加封他为翰林学士。四年后,令狐由翰林拜相,成了大中朝炙手可热的大臣。

　　李忱在元和朝公卿子弟面前表现得温情脉脉,且从不掩饰对他们的宠爱,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唤起人们对元和时代的深切追忆,进而把他和他的父亲联系在一起,捆绑在一起,捆绑出一种他皇位继承的合法性来。

　　这种捆绑,也的确捆绑出了一个好皇帝唐宣宗。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他:“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唐宣宗是太宗李世民的忠诚粉丝,“又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读之”。宣宗对于政事的关心超过任何其他事情,经常召见大臣谈论政事,探求治国之道。常在夜里把翰林学士令狐召入禁中长谈,从庙堂大计到江湖疾苦,无不涉猎。宣宗处理政事十分细致,明察秋毫,使大臣们非常紧张。令狐在宣宗朝任宰相最长,他深有体会地说:“我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而每逢延英殿奏事,未尝不汗透衣衫。”

　　唐宣宗的殚精竭虑和励精图治得到了回报,国势有所起色,社会矛盾有所缓和,百姓日子有所改善,整个帝国呈现出了“中兴”的局面。

　　唐宣宗即位后,与唐武宗大唱反调,大兴佛教。安国寺的僧人从晦因为工于诗赋,很得李忱的宠幸。他也一直想让李忱赏赐他一件紫袍。因为,紫为三品之服,而唐朝的宰相通常加“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头衔,也不过才三品而已。穿紫衣意味着可以享受和宰相一样的待遇。在从晦看来,这种恩典对皇帝来说实在是惠而不费的。可是李忱却没能让他如愿。他对从晦说:“朕不惜一副紫袈裟与师,但师头耳稍薄,恐不胜耳。”其实,李忱的潜台词应该是,只有文官们才有资格通过自己的努力换上紫衣。这个理由太过无厘头,谁见过皇帝因为文官“头耳稍薄”,就剥夺他们穿紫衣的权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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