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朱棣与大报恩寺塔的事情被重提，是因为南京重建大报恩寺塔。而大报恩寺塔和上篇所聊的朱棣生母之谜一样，也很有故事。历史上，大报恩寺曾经过多次重修复建。如康熙三年五月，即重建过寺的正殿，塔也多次修葺。近二十年来，南京一直计划恢复这个标志性建筑，重建大报恩寺塔。据方案主持东南大学古建筑专家潘谷西先生介绍，不是在原址，而是在原址的西侧建塔。

　　实际上早在1928年，民国专家即为重建大报恩寺塔作了准备，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桢当年到琉璃窑址进行调查。1935年又有专家提出了重建构想。但因为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此事搁置了，成了遗憾。如果不是那场战争，大报恩塔说不定已矗立在中华门外了——因为那时南京是中华民国首都，可以如朱棣一样，借“国力”重建。

　　从朱棣决定兴建塔，到现在重建，大报恩寺塔身上留下了太多的谜团。

　　谜团之一：朱棣建塔到底是想报谁之恩?

　　史书上讲得很清楚，朱棣为报母亲的养育之恩而建。

　　但具体谁是他的母亲，这里就很有学问了。近来出版的学术著作似乎为此事定了论，“明成祖朱棣为纪念其生母碽妃而建”。如中国古建筑权威潘谷西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元明卷》(第四卷)就持有这种观点，不久前笔者去拜访潘先生时，他还是这样说。

　　但《明史·成祖本纪》(卷5)明确称：“成祖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讳棣，太祖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洪武三年，封燕王。”这“孝慈高皇后”就是朱元璋的原配、著名的大脚皇后马秀英，而不是来自朝鲜的碽妃。

　　这样的记载是负责任的，朱棣生于元至正二十年四月十七(1360年5月2日)，地点在应天(今南京)，其时朱元璋不要说皇帝(1368年才称帝)了，连“王”都不是(1363年击败陈友谅后，次年才称“吴王”)，所以，大报恩寺及塔是朱棣为纪念其生母碽妃而建，有捕风捉影之嫌。

　　“为纪念其生母碽妃而建”一说，根源于野史。上篇中提到，传说碽妃是冤死的，作为亲生儿子朱棣本人又不能公开张扬，于是借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之名，建寺、塔纪念她。而这种说法的直接证据都是《南京太常寺志》上的文字，其中所载孝陵神位：“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右一位碽妃生成祖文皇帝，是皆享于陵殿，掌于祠官，三百年来未之有改者。”但是民间当时另有一说法，朱棣篡位，借“靖难之变”把侄儿朱允炆赶下皇位的一事，朝野上下都有抵触反感情绪，诽谤声音四起。其中有一种声音就是骂朱棣不是马皇后生养的，血统有问题，是杂种，不然不会对亲侄下此狠招。

　　在这种社会舆论压力下，朱棣一方面进行言论镇压，另一方面做出姿态。为了表明自己是马皇后所生，在迁都北京之际，于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大兴土木，建大报恩寺、塔，以感谢马皇后的养育之恩，洗去身上的历史是非。

　　这种说法为正统学者认可。《金陵大报恩寺塔志》是1937年民国时期的出版物(南京出版社新近再版)，作者是学者张惠衣，书中搜集了各种版本的说法，其中有这样的文字：“永乐十年，北迁，因欲报高皇帝深恩，于六月十五日午时起工，至宣德六年八月初一日完工，共19年。敕工部侍郎黄立恭依大内图式，造九级五色琉璃宝塔一座，曰第一塔，以扬先皇太后之德。”

　　但历史就是这么回事情，各种说法一多，特别是大家都说碽妃是朱棣生母，事情就复杂了，这个报恩寺塔为谁而建，真相便难辨了。

　　实际上，在朱元璋当皇帝时，工部侍郎黄立恭奏请修葺，但因为国力问题，一直未能动工。这样，一直拖到朱棣迁都北京时，方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朱棣借建塔“扬先皇太后之德”是有道理的。

　　谜团之二：为何选址于浪漫的长干里?

　　大报恩寺塔的具体地点在南京城南的东长干里，现今的雨花路东侧，这个地方是中国的古典浪漫所在。唐代大诗人李白诗歌《长干行》里有名句：“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故事就发生于此。

　　民间有传说，早年这里有“异气”。

　　在朱棣建塔前，这里曾有阿育王佛塔。崇佛的梁武帝萧衍，于大同八年(公元543年)对塔作了改造，复建长干寺，易名长干塔。宋天禧年间，又改为天禧寺，后建圣感塔。元至元年间，再改为天禧慈恩旌忠寺，元末塔毁。梁武帝为什么要复建长干寺?其在《幸阿育王赦诏》中称，时出现了异常天象，“月犯五车，老人星见”。

　　在塔建好后，顿现祥光。有诗“长干塔”称：“十丈祥光起相轮，铁浮屠镇法王坟;只愁西域神僧至，夜捧长干刹入云。”

　　阿育王即铁轮王，传说曾于一日一夜间，役鬼神造了八万四千塔，此塔即是其中之一。此塔在梁武帝改造前，曾经多次重建。但自塔成后，这里就出现异气，成为佛门宝地。

　　顺便交代一下，2008年8月，因南京重建大报恩寺塔，“长干塔”的地宫被当作大报恩寺地宫而意外被发现，出土了一只高达1.3米的大铁函。铁函内发现了一座金光闪闪的鎏金七宝阿育王塔的塔刹部分。

　　朱棣把报恩寺塔选择在此，是否是这种考虑呢?这里也有一个传说，朱棣“靖难起兵”前曾向马皇后发誓，如果当上皇帝后，便建一寺塔报答。在兵渡长江时，江中忽然涌出一座宝塔，朱棣一惊，忽然想起了起事前的誓言。在当了皇帝后第二天，出现了一起怪事，天禧寺突然发生了一场大火灾。有人报信给朱棣，朱棣听说后让人不要救火，结果大火把寺烧得一干二净。火灭后，朱棣命人把寺址上所有的灰烬杂物全部铲净，扔到长江里，在原址重新建寺建塔——此即大报恩寺和大报恩寺塔。

　　从朱棣亲自拟就的《御制大报恩寺左碑》看，朱棣的想法里还是考虑到这里“佛缘”的。“辉焕一新，重造浮图，高壮坚丽，度越前代，更名为‘大报恩寺’，所以祇灵迎贶，上资福于皇考皇妣……”

　　此后，大报恩寺塔也是异象不断。

　　如明孝宗朱祐樘去世后，17岁的朱厚照当了皇帝。朱厚照当皇帝头一年(公元1506年)，多年平安无事的大报恩寺塔出问题了，让雷击坏了。时朝臣建议立即予以大修，但此建议遭到反对，有人认为这是不祥征兆，有警告新皇帝的天意。《明史·曾鉴传》(卷185)记载了此事：“正德元年，雷震南京报恩寺塔，守备中官傅容请修之。鉴言天心示儆，不宜重兴土木以劳民力，乃止。”

　　谜团之三：囚犯参加修建报恩寺了吗?

　　报恩寺、塔的建设周期很长，工程量惊人，前后花了19年时间(一说16年)。

　　朱棣在生前并没有看到此塔的建成，未报成恩，至他北征途中意外病死时，仍没有建好，一直到他孙子朱瞻基当皇帝的宣德六年(一说宣德三年)才完工。这么大的工程，需要的人力非同一般，据说共有十万人参与了建设。那么人都是从哪来的?

　　一般说法是“征集军匠夫役”，即主要是两种人，一是士卒，二是民工。从《明史》所透露的情况看，在现场的士卒确实有不少，但不一定是劳力，而是维持劳动秩序和安全保卫事务的。这么多士卒在施工现场就有疑问了，难道怕工人跑了?

　　民间传说，还真就是这么一回事情——报恩寺、塔为犯人所建。工程中的所谓民工，特别是做苦力活的，都是囚犯。这在史书中可以找到证据，《明史·郑辰传》(卷157)中有这样的文字记载：“南京敕建报恩寺，役囚万人。蜚语言役夫谤讪，恐有变，命辰往验。”

　　从上述文字中还可知道，建报恩寺时的工作条件异常艰苦，囚犯怨声起，传言发生民变，朱棣这才派郑辰前去查看。为了让囚犯卖力，朱棣下诏，“原犯死罪者，盖寺满日，俱宥其死”。

　　但这么大的皇家工程，不可能全凭犯人之力。明初工匠主要来源于元代的匠户，工匠是技术人员，下面具体做体力活的还有役夫。每一匠人配有五名役夫。匠人实行轮班制，三年一轮，也就是说，被征来的匠人三年之后才能回家;烧琉璃的匠人则为一年一班，一次至少要连续服役三个月。另外还有坐住制。为了鼓励军人、匠人的“劳动热情”，朱棣下诏，“军夫人匠做工一年以上，始终不曾离役者，每名赏钞十锭，赏布两匹;夫匠免户下杂差役，旗军免余丁差拨各二年。”

　　谜团之四：建塔匠人后来“绝种”了?

　　大报恩寺塔在中国古建筑史上有自己独特的地位，素有“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的美誉。大报恩寺塔其美在塔形，平面八角，高九层;塔的覆瓦和拱门都用五色琉璃构件，塔共用2000两黄金做成。飞马、飞羊、狮子、白象等图案，生动美观。全塔共悬挂风铃152个，塔内置油灯146盏，日夜通明，名为“长明灯”，每昼夜耗油达64斤。

　　大报恩寺塔贵在建筑所用琉璃构件。琉璃，其实就是陶瓷技术中的一种。但建塔琉璃的烧造有独特的方法。琉璃在中国古代文献上有多种名称，如“璆琳”、“琉璃”、“陆离”、“青金石”、“青玉”、“颇黎”、“玻璃”等，早期的琉璃泛指自然宝石或人造宝石、玻璃、陶胎铅釉制品等三种物质，元明以来，琉璃特指陶胎铅釉制品。

　　琉璃以陶土为胎，经1200℃上下的高温烧制后，表面涂刷铅釉，再经800℃左右的低温烧制方成，属低温色釉。其以氧化铅或硝为助熔剂，以铁、铜、钴、锰的氧化物为着色剂，再配以石英制成。但具体怎么做，都使用了什么配方?据说失传了。

　　大报恩寺塔的琉璃匠人都来自外地，以山西为多。烧造工艺失传可能与中国传统工艺的传承方式有关。有关琉璃的烧制技术，尤其是釉色配方秘不外传。过去琉璃制作都是匠人世代相传或师徒相承，素有“父传子、子传孙，琉璃不传外姓人”和“传子不传女”的习俗，年代久远，技术难免失传。

　　还有一种往往被人忽视的原因，琉璃烧造工艺配方中含有可提高彩釉融流性和光亮度的元素铅，有很强的毒性。那些世代从事琉璃烧造的家族成员中，多因铅中毒而短寿，甚至不能生育子女，直接“绝种”，这在客观上导致了琉璃工艺的失传。在“琉璃之乡”的山西，当年名声远扬的琉璃产地的后代们现在差不多都默默无闻，或痴或傻，应该与此有直接关系。

　　但也有专家认为，古代琉璃工艺秘方其实并没有失传，其技术也并不是制陶业内的最难。曾对琉璃烧造工艺做过专门调查研究的南京工业大学建筑院院长汪永平教授就是这个观点。

　　在宋《营造法式》、明《天工开物》及一些文人笔记中均有记载：从制坯到成品，要经过二十道上下的工序，但里面的“火候”很有讲究，如第一次烧时，有经验的匠人会把土坯烧得“生”些，以利色釉进入坯体。

　　制作琉璃的陶土在北方称之为“坩子土”、“牙根石”，南方则称为“白土”。它的产地分布很广，明代以安徽当涂白土山产的白土质地最好，呈灰白色，烧成后呈白色。大报恩寺塔的琉璃构件即由此处的白土烧造。

　　但不论工艺是否失传，嘴上讲都没有用。南京曾有专家依记载秘密地进行工艺试验，但做出的东西却是两码事情。目前中国琉璃烧造最好的地方是北京门头沟一带，故宫修复时所用的材料即出自于此，但已与明时的工艺是两个概念了，虽然各厂家都声称自己的琉璃是正宗工艺。故宫修缮时所用琉璃是否可靠、正宗，还得靠时间去验证。

　　谜团之五：两套备件何时会出土?

　　上面说了，大报恩寺塔最精贵之处在琉璃，这也是过去人将之称为“宝塔”的原因。

　　从工艺失传情况来看，这也是它的最难之处。民间传说，当年即意识到这种情况，再烧是烧不出原样的，所以朱棣令工匠烧造时作了备份，以备将来损坏时替补。

　　当年出于建设应天都城的需要，朱元璋曾召集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到南京。朱棣在兴建大报恩寺、塔时，也召集了大量匠人，特别是琉璃匠人。在宝塔山外的今窑岗村一带，设官窑，烧造建塔所需的大量琉璃构件。传说，当年共有七十二座窑场。在大报恩塔造好，这些窑场就废掉了。

　　明人张岱《陶庵梦忆》记载：“闻烧成时，具三塔相，成其一，埋其二，编号识之，今塔上损砖一块，以字号报工部，发一砖补之，如生成焉。”专家据此推测，这两套琉璃备件可能仍埋在离大报恩寺塔不远的聚宝山明代琉璃窑址附近的地下。

　　据杨新华主编的《金陵佛寺大观》一书介绍，1958年大陆“大炼钢铁”时期，民工在聚宝山窑址挖出了大量琉璃构件，上面均有层数和左右上下位置的墨笔字样，专家断定为大报恩寺塔上的拱门构件。南京博物院还做了一个拱门的复原模型，至今存于展厅。1959年，在附近还发现了用于存放琉璃构件的库房，可惜遭毁。

　　当时大炼钢铁已近尾声，在一个叫“眼香庙”的地方之东南方大约四五十米处，距地面两米多深的地下，当地村民挖到堆放琉璃构件的库房。库房由大块的城砖砌成，打开发现里面有整齐的琉璃构件，有的重达二三百斤，两块便可装一小板车。挖了四米深、两米宽的豁口，仍不见穷尽。村民将这些构件，做成炼钢炉用的“耐火砖”。后来停止炼钢了，这些琉璃构件就用不上，挖出的部件也被全部打碎。另外，还发现了半成品仓库。

　　1987年，南京官方成立了由现南京文物局副局长杨新华任组长的“明初琉璃窑遗址普查小组”，着手对“备件仓库”进行调查探勘。钻探结果表明，在窑址附近的一米多深地下，又发现埋藏有琉璃构件，进一步证实了史记的准确。但因为上面有民用楼房，至今无法全面发掘。

　　前几年，南京在建设城南立交桥时，古窑址一带也发现了大量的琉璃构件，笔者接到信息后，曾赶去采访调查，并且拿回了一些碎片。后因报社搬家，这些东西就被人扔了。笔者当时看到，当时出土的构件上确有墨汁标记，指明此构件位于什么位置。后这些构件，让南京有关方面运到夫子庙的江南贡院里临时保存。

　　这些迹象都显示，报恩寺塔的两套备件在事实上应该存在的，但需要最后的考古发现来证实，什么时候能出土，目前还是个谜。

　　谜团之六：太平军为何要炸塔?

　　大报恩寺塔矗立在南京城南长达400多年，直到1856年才毁掉。大报恩寺塔的消失，“责任人”是太平军——“咸丰六年，遭洪杨焚毁，并砖库亦被炸去。”

　　“咸年六年”，就是公元1856年。当年秋天，太平军发生了严重的内讧，洪秀全、杨秀清之间矛盾爆发。时督师江西的北王韦昌辉，接到天王密诏(一说无密诏)后，率兵3000连夜回天京诛杀杨秀清及其家眷。韦昌辉图谋不轨，有意扩大事态，株连杀戮杨部属二万余人，史称“天京事变”。

　　翼王石达开闻讯冒险赶回天京，指责韦昌辉的滥杀行径。韦昌辉杀心又起，决定谋害石达开。石达开见情况不对，连夜逃往安徽的安庆，调集部队讨伐韦昌辉，要求洪秀全杀韦昌辉“以谢天下”。同年十月初五，洪秀全下诏讨韦，处死了韦昌辉，削其封号，贬为“死孽”。

　　大报恩寺塔就是在石、韦对峙中毁掉的。当时，韦昌辉在城内，害怕石达开利用寺塔之高，向城门开炮，遂下令将塔炸毁。这座“第一塔”，就这样从世人的视野中消失掉了。

　　大报恩寺的消失见证了近现代中国的多灾多难。在此之前，已被英国人洗劫了一次。1840年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强迫清政府在南京静海寺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就在这期间，听说“大磁塔”(大报恩寺塔)内有很多宝贝，英军遂先后多次前去抢劫，金佛、金饰等可以拿到的装饰器物、塔内摆设，都让他们作为“纪念品”搜刮去了。又听说物件表面镀金，有的英军拿出随身携带的刀子，一块一块割“金皮”。后来遭中方强烈声讨，英军为此赔点款了事。

　　塔被韦昌辉炸毁后，塔顶的两只巨型“铁盘”也坠落到地面上。这可不是一般的铁盘，实质是“金盘”，外面裹了寸把厚的金皮(另一说是铜质)让太平军取走了。后来遗存一只在原址，被人移至塔基东南面“金陵制造局”(李鸿章在南京所建兵工厂)门口。盘顶朝天放在一个砖石平台上。在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还放在门口。

　　已去世的南京博物院老文物工作者张正祥先生曾考察过，2004年笔者去张先生家采访时，他曾提到过此事。抗战胜利后，顶盘就不见了，据说被日军砸坏，熔化后造枪炮了。曾有当地居民证实，1943年时还看到过，此后就不见了。

　　从日军侵华史上发现，顶盘失踪那一年，由于战略资源匮乏，日军开始在南京到处征集“废铜烂铁”。

　　谜团之七：建塔手段与造金字塔相同?

　　大报恩寺塔曾是金陵“四十八景”之一，是当年南京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亚洲的标志，与古罗马大斗兽场、古亚历山大地下陵墓、意大利比萨斜塔，被西方传教士称为中世纪“七大奇观”之一。

　　明代皇家琉璃烧造由琉璃厂负责，琉璃厂隶属于工部营缮清吏司。大报恩寺当年是一项皇家工程，建筑用料极其考究，所有的琉璃构件都是专窑烧造，钦派大太监监工，郑和七下西洋回国后，即被朱棣安排负责过此塔的建造。工艺控制十分严格，稍有疵点即扔掉弃用，不少匠人役夫还因此被杀头。据说，大报恩寺塔在19年的建造过程中，花去的银子有248.5万多两。当年钱紧张时，郑和下西洋剩下的一百多万块钱都让“挪用”了。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开支?除了大量琉璃构件所需成本外，还与建造方法有关。据说，大报恩寺的建造与古埃及法老的“金字塔”建筑方法很相似，不是用脚手架一层一层搭建，而是“造一层，四周壅土一层，随建随壅，至九层，则亦壅九层，始终在平地建造。及工竣，复将所有壅土除去，而塔身始现。”这样在“平地上”作业，可以保证工程的质量。

　　大报恩寺塔有78米高，这样的高度，四周的封土堆自然不会少，土方的工程就不是一般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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