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9-26 15:34:14首页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正式出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当他提出推进军队改革时,并未遭遇多少反对声音,甚至被几乎所有人寄予厚望,然而,仅仅6年多后,到1991年12月25日,苏军不仅没完成改革目标,反而被彻底瓦解。
对这段历史,不同作者有不同解读,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已故学者威廉·奥多姆的这本《苏联军队的瓦解》令人印象深刻,它超越了讲讲幕后故事、秀一把立场的层面,而是从军事专业的角度展开分析。
苏军已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
1985年时,苏军毫无疑问是世界第一大军队,在很多人眼中,它也是最强的。
近600万现役军人,2500万后备军,能用火炮发射核弹头,在大多数武器储备上占压倒优势……此外,因卫国战争中表现优异,这支军队成为苏联人的骄傲,虽然它曾多次镇压民众。
但,巨无霸的底盘已发生松动,“二战”后建立的军工体系设备老化,无法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尤为麻烦的是,阿富汗战争让“纸老虎”马脚尽露,苏军组织僵化、纪律涣散、战术落伍等问题统统爆发了出来。
为全球争霸,苏军年消耗国民产出的20—40%,而美军只有8%,考虑到双方经济总量的差距,这让苏联备感压力山大,不放下这个包袱,经济发展无从谈起。
苏军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从高层到基层,这已成共识。只是谁也没料到,这一改却将它送上不归路。
中层失序的困境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苏军改革难度不大,只要裁减现役军人数量,关停一批落伍军工企业,引进最新技术,减少对社会资源的占用即可。总之,治标即可,无需治本。
但,改革需要资源,戈尔巴乔夫除了几个耍笔杆子的宣传员外,几乎指挥不动任何人。
自勃日列涅夫执政以来,苏联的极权主义由于失去了铁腕的恐吓,只好采取独特的“赎买”方式来管理,即高层通过特许腐败来笼络中层,从而维持住表面的服从与秩序,其结果是上下互相欺瞒,这个隐形的利益链条盘根错节,充斥着苏联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结果是:没有新的利益赐予,根本无法推动中层去完成任何目标。
强行驱动这个凝固的格局,难度太大外,风险亦高。戈尔巴乔夫必须找到体制外资源,与中国改革面向市场经济不同,戈尔巴乔夫把目光投向外交领域。
戈尔巴乔夫的暂时成功
短期看,戈尔巴乔夫非常成功,他的“新思维”“公开性”“民主化”虽定义模糊,却引起西方领导人的巨大兴趣,迅速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
一般来说,改革的资源准备至少要包括四点:一是个人威信,二是外部环境,三是资金,四是干部队伍。
在前三点上,戈尔巴乔夫如偿所愿:首先,他不再是原来那个靠搞农业上台的小官僚,而是世界政坛的明星,自列宁后,还没有哪位苏联领导人国际影响这么大这么好,这给了他号令手下的底气;其次,由于成功说服西方放弃敌对态度,为裁军争取到了足够的空间;第三,因允许两德统一,苏联得到了大量外资投入的回报。
还有一点标志了戈尔巴乔夫迂回战略的成功,军方普遍认为他的“新思维”是对西方阵营的欺骗手段,老头儿们对他的“机智”赞赏有加。
可以说,戈尔巴乔夫打出了一张好牌,这为他实施“军队改革计划”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走进小马拉大车的困境
但,戈尔巴乔夫,大错特错,他低估了“军队改革”的难度,凭借外交争取到的那点战略资源,来做这么大的改变,其实是“小马拉大车”。
因为,戈尔巴乔夫事先没意识到,苏军对社会的绑架程度如此之深。
苏军指导思想带有“末世论”色彩,即经过一场战争,人类将彻底清算此岸的一切罪恶,从此跨入新时代,为实现这个脱胎换骨的变革,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几乎所有苏联军官都认为只要战场需要,就可以使用核武器,他们把它当成战术武器,根本不在乎其后果。正是在这种建军思想的左右下,苏联其实是一个正在长期战争动员中的社会,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都围绕着“如何打赢”而安排。换言之,改革苏军,其实是要对苏联社会进行一次整体性改革。
裁下来的士兵如何就业?传统兵工厂怎样转型?新技术如何应用?军队削弱后,如何维持秩序?如何应对民族主义分裂势力的挑战……凡此种种,都需要全方位的资源准备,从外交上找突破口,从战略角度看,很可能找错了方向,毕竟外交是无法培养出一支内政干部团队的,戈尔巴乔夫很快便尝到了苦果:他撤换了许多“僵化”的干部,可换上来的年轻人依然“僵化”,他们根本搞不明白什么是“新思维”。
深陷保密社会的泥潭
在军队改革中,戈尔巴乔夫遇到的最大麻烦是,军工厂领导、高级军官们占有着太多社会资源,他们不愿主动让出既得的东西,所以他们便通过信息封闭的方式来愚弄他。
在苏联,保密拥有极高的合法性,只要虚拟出一个敌人,任何一个有点权力的单位都能跑马占圈,严禁他人涉足。长期以来,高层以为这种保密有利于自己,是忠诚的表现,因此大加鼓励,可没想到的是,这种保密其实也在蚕食着自己。当动辄都是秘密时,戈尔巴乔夫也搞不清军队的情况究竟怎样,他的每一个改革新计划都犹如打在棉花墙上,被官僚系统化解于无形,而他的外交谋士们和他一样懵懂无知,根本拿不出什么好建议。
1987年5月28日,西德19岁飞行爱好者鲁斯特驾驶一架小型民用飞机穿越苏联800公里领空,在红场成功降落,这给苏军带来毁灭性打击。
靠外交资源在勉强支撑的戈尔巴乔夫震怒了,他怀疑是将军们故意制造这一丑闻,让他在西方盟友和苏联人民面前颜面扫地,这让他和军方的矛盾彻底激化,然而,他没有干部储备,没有军事知识,不了解军方家底,除了罢免几个“替罪羊”,他又有什么办法把军队改革深化下去呢?
深感委屈的军队干脆采取不合作态度,他们知道这么做的危险性,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他们宁愿共同毁灭。
戈尔巴乔夫怎么也没弄明白,为什么改到哪里,就会乱到哪里,那些看上去很听话的将军们为什么就是干不好似乎很简单的事,而每次灾难到来时,他总是最后一个知情者。
戈尔巴乔夫毕竟只是个官僚
在老头儿们看来,戈尔巴乔夫毕竟是传统体制选拔出来的,如果不是胆小怕事、善于逢迎,他不可能笑到最后,所以,“他不会乱来的”。可结果似乎正好相反,面对“凝局”,戈尔巴乔夫个性缺陷显露了出来。在本书作者看来:
首先,他不敢承担责任,总是等局面恶化后才派军队出击,苏军空降师本是一支四处灭火的劲旅,可一线军官发现,戈尔巴乔夫只会暗示开枪,却从不下令,出了问题后,他总是让别人扛雷,没有什么比上级的出卖更令人灰心的了,军队从此失去忠诚度。
其次,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一个真正拥有民主意识的人,他表演民主,高呼民主,但与民主精神格格不入,他从来不想让各加盟共和国自由,宁可采取最卑劣的暴力手段。
第三,戈尔巴乔夫拥有旧官僚最致命的缺陷,即虚荣,明明民族主义矛盾已激化,可他始终不承认存在问题,以为看不到就没发生,以为靠伪装镇定就能吓得别人噤若寒蝉。
虽然戈尔巴乔夫的爷爷曾被斯大林关进“古拉格”,这让他对极权制度的罪恶有所反省,但他从来没在正常社会中生活过,他是在阴谋、欺骗、说谎中生长起来的,在他一生的奋斗中,领导提拔起到了关键作用,而非同侪间协商、争论和让步,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各方能接受的角色,并不是他能力强,只是他缺点少。当他终于大权独揽时,人们才惊讶地发现,一旦没有约束,他其实一样是满口谎言,一样是莽撞粗鲁,一样蔑视法则和美好情感。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身边从没有真正平等的对话者,他一开始甚至没想过要军队改革,至于选择以外交为突破口,也可能仅仅是为了满足他夫人赖莎出风头的愿望。
戈尔巴乔夫靠扮演圣诞老人拿到了西方的资源,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为了不得罪西方盟友,戈尔巴乔夫不敢下令军队开枪,不敢否定打着民主旗号的分裂行为,甚至听任舆论一步步揭出苏军底牌,令其名誉扫地……终于,他只能靠“假政变”(在本书作者看来,这似乎是最合理的解释)来解套——既让西方盟友看到,如果没有他,反对派会多可怕,所以应该允许他铁腕一点;又让苏联人明白,他依然是改革的象征。
可惜,这场滑稽戏让军队名誉扫地,他也失去了权力的基础。
给读者的启迪
首先,改革者一定要正视改革的艰难,做好充分的资源准备。当影响力、向心力、社会资本等出现问题时,这是一个巨大的警号,像苏联后期那样,腐败甚至已无法引起普通人的愤怒,大家连抨击它的欲望都已消失,只好靠调侃来表达自己主张时,这说明改革已进入进退维谷的难局,在一个“说什么大家不信什么”的环境中,改革再好,也会出现合法性危机。
其次,比既得利益者更可怕的是组织崩溃。改革需要有执行力的中层,但中层往往也是腐败多发地带,一旦它被腐败裹挟,就会利用专业知识来绑架社会,结果是高层谈改革,中层谈管理,高层谈开放,中层谈稳定,就这样,打着管理、稳定的名义,中层事实上篡夺了高层的权力。那么,中层真的特别关心管理、稳定吗?其实,这不过是障眼法和迷魂药,只有高层不了解基层,中层才能渔利,所以中层的天性就是不断创造专业、程序、制度、规定、机密之类来,以保证自己的利益空间。
第三,警惕“战略消失”。在苏军改革中,戈尔巴乔夫与他的智囊们始终没有站在战略高度上看问题,而是打到哪儿指到哪儿,因为他们没能建立起一套真正自洽的治理学说,又将现代治理学说看成是西方别有用心的产物,被迫抱残守缺,只能奉实际需要为圭臬,出现了“日计有余,月计不足”的局面。几轮改革下来,一切原地踏步,根本的东西丝毫没动,人民自然不满意。
苏联军队曾经强大,在相当时期,它是极权主义的卫士,甚至不惜挑战良知,但,当时40%士兵来自农村,他们和城市人没有共同利益与价值认同,随着经济发展,苏军绝大多数士兵来自城市,他们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更能理解身边的环境,这时,他们就再也不愿成为工具了。这决定了,即使戈尔巴乔夫不犯错,第一大军队神话的破灭,恐怕也是早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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