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付鸦片，一度是大清国高层政治站队的标准。

　　光禄寺卿许乃济显然是另类，他居然提出，既然吸毒无法禁绝，不如准许民众种植鸦片，以国产毒品对抗进口毒品。

　　在许乃济1838年提交给道光皇帝的报告中，抱怨说政府一刀切的禁令导致鸦片在“内地遂无人敢种，夷人益得居奇，而利薮全归外洋矣。”如果“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

　　大清官场向来是用道德方式解决现实问题的——尽管一般都无法解决。许乃济的非典型言论，为自己带来了严厉的纪律处分，并在次年郁郁而终。吊诡的是，远在英国伦敦的卡尔·马克思却称赞他是“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并嘲讽禁烟派们、当然包括著名的林则徐。马克思认为：“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这意味着英国国库遭到严重的损失……英国的鸦片贸易会缩小到寻常贸易的规模，并且很快就会成为亏本生意。”

　　谁也想不到的是，林则徐在经历过鸦片战争之后，却越来越接近许乃济的思想。1847年，时任陕西巡抚的林则徐在写给他的学生、江西抚州“署知府”文海的信中，居然提出可以种植鸦片：“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若内地果有一种芙蓉(阿芙蓉，指鸦片)，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而食?无如知此味者，无不舍近图远，不能使如绍兴之美醍，湖广之锭烟，内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林则徐所担心的，只是消费者是否能接受国产货：“第恐此种食烟之人未必回心向内耳!”

　　林则徐所反对的，并非吸食鸦片，而是进口鸦片。作为地方官，承担着发展经济的现实压力，有关道义的清谈就只能是扯淡。鸦片战争后，地方政府默许之下的国产鸦片种植，开始迅速而悄然地推行。地方政府之所以喜爱鸦片，因为能征收超出粮食20倍的税收，“州县因之添设陋规，私收鸦片烟土税，亦数倍于常赋”(郭嵩焘)。农民之所以喜爱鸦片，因为“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鸦片之利，数倍于农。小民无知，孰不弃农而趋利乎?”(《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十六年九月壬午)。“种罂粟一亩所出，视农田数倍，力又复减省”(郭嵩焘)。

　　在官心所向、民心所向之下，加上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进口鸦片被明确合法化，鸦片的种植区域，从云贵川等地，迅速扩展到全国。到1879年，全国鸦片的国产化程度竟达到80.12%(台北中央研究院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三年后(1882年)，大清国的鸦片就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成为第一个实现国产替代的行业，并且开始出口创汇。

　　值得注意的是，向中国出口鸦片的始作俑者英国，其本国也并不禁止鸦片，甚至还有专供婴儿的鸦片糖浆，以让孩子安静下来，直到1914年才要求凭医生的处方才能购买鸦片相关制品。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鸦片也是英国财政的支柱之一，一如大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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