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电视剧《北平无战事》在北京、山东等电视台热播，现在已接近尾声。该剧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其中既有历史的真实，又有艺术的虚构。本文透过该剧创作的历史背景，介绍一些1948年前后北平真实存在的人和事，以飨读者。

　　令人发指的“七五”惨案

　　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以“七五”惨案为导入线索，展开跌宕起伏的宏大故事。历史上真实的“七五”事件是这样的。1948年春天，东北解放军解放了东三省的广大地域，把国民党军队围困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大城市。在国民党政府的欺骗威胁下，这些城市中的部分大中学校学生1.2万多人，随校迁至北平。到达北平后，国民党政府对这些学生采取冷漠、拖延、欺骗的态度，东北学生被安排住在寺庙、火车站、城门楼、防空洞等处，每顿只能吃上两个小窝头、几块咸菜，正常的学习生活根本无法保证。

　　7月3日，国民党北平市参议会第一届第三次大会，通过了所谓的《北平市参议会关于救济东北来平学生办法案》，规定对东北学生予以严格的军训，东北国立、公立学校停办，停发经费。7月5日，流亡北平的东北15所大、中学校5000余名学生，在西长安街北平市参议会门前、北长街李宗仁门前、东交民巷1号院北平市参议会议长许惠东家门前请愿。

　　下午5时许，北平市警备司令陈继承从西苑调来青年军208师的两个连，在搜索营营长的带领下，把东交民巷许惠东家门前的学生分割成两段。两辆装甲车守在许宅门前，两辆装甲车堵住西边学生的退路。士兵排成两道封锁线，枪口对准了学生。为避免冲突，学生们仍忍耐着坐在地上，等候进入许宅谈判的代表的消息。

　　下午6时55分，当协议达成、学生们准备撤离时，东交民巷东口响起了枪声，一些学生中弹倒地。枪声停歇后，当学生救护伤者时，枪声又起，又有一些学生中弹倒地。在这场惨案中，被屠杀的东北学生8人、北平市民1人，受伤130余人。7月6日，大批军警闯入东北大学等校学生的住所，又逮捕了37人。

　　城工部三部地下电台设在哪里?

　　《北平无战事》中倪大红饰演的中共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襄理谢培东，在紧急时刻就会取出电台秘密向城工部发报，情节十分紧张。那么，城工部在北平有几部地下电台、都在哪儿、怎么使用呢?

　　早在1942年，城工部部长刘仁就着手筹建北平城内地下电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城工部决定在北平秘密建立地下电台，以便加强解放区与北平地下党之间的通讯联络。1947年5月，北平地下电台开始和城工部电台互相发报。经过近5年的准备，城工部北平地下电台终于建立起来了。城工部在北平设了3部地下电台，隶属地下党“学委”，由崔月犁领导，李雪负责技术指导和日常工作。

　　旧鼓楼大街118号(老门牌)、帽儿胡同12号、西交民巷兵部洼91号、洋溢胡同36号、牛街沙栏胡同、宣武门外西草场12条等地都曾经是地下电台的掩护地点。除了安顿好“家”，作为地下党的核心机要部门，刘仁还为地下电台的同志制订了严格的纪律。

　　1.一律停止党的组织生活;

　　2.杜绝一切社会关系，不许和亲友往来;

　　3.不允许到公共场所活动，不许上电影院;

　　4.不许读进步书籍;

　　5.“安分守己”，深居简出。

　　城工部系统的三部地下电台，始终没有被敌人发现，创造了一个奇迹，实际上这个奇迹是经过地下电台的同志们周密策划实现的。发报量不大时，三部电台轮换使用，收、发报时间错开，来往的电文也都很短。这样，敌人很难发现电台的活动规律，即使侦测到可疑信号，也会很快消失，再也找不到了。

　　为了避免敌人破获电报内容，城工部地下电台一律使用密码，刘仁亲自参与编制密码。从1946年起，他们先后搜集了若干个版本的字典，苦心研究几套密码，不断变换。进城以后，译电员方亭在西单买了两套言情小说《惜分飞》，自己留一套，送组织一套。把小说当作密码底，双方商量好怎么译，实际上就是自创了一套密码。

　　每一部地下电台工作人员由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组成。电码只是一组组的阿拉伯数字，报务员根据电码收、发电报，但根本不知道电报的内容，只是将一组组的电码抄在小而薄的纸上，在预定的时间和地点与交通员交接。交通员只是负责传递，根本不懂得电码，即使遇到情况，也不会发生问题。译电员负责将情报译成电码或将电码译成情报，也是在预定的时间和地点与交通员交接。因此，不会出现一个人看着情报直接发报的情况。城工部地下电台只是在北平解放前夕，由于电报业务量太大，形势变化太快，报务员艾山、王超向和译电员方亭曾经短时间住在一起，这属于特例。

　　北平市民食调配委员会是个啥机构?

　　《北平无战事》中提到的“北平市民食调配委员会”主管北平市民的粮食配给，贪腐成风，被刘烨饰演的方孟敖整得够呛。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这个机构?又是个啥机构呢?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接管北平，从此时起，直到北平解放，粮食供应一直是一大难题。1946年2月20日，北平市成立粮价评议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共评定粮价12次，查处违反限价粮商58家，将各家存粮都按8折廉售处理。但北平邻近地区并无限价，限制了粮源，此办法形同虚设，很快废止。

　　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协议，利用联合国救济总署提供的18.6万吨粮食，在南京、天津、北平、上海、广州实行粮食配售，北平市于1948年3月相应成立民食调配委员会。该会是北平市民食配售的决策机构，成立之初为6组1室，至1948年4月27日增加为6组4室，员工由108名增加到138名。主任由市长何思源担任，温崇信、凌志斌为副主任委员，另有行政院处理联合国救济物资委员会、粮食部、市参议会成员等为委员。

　　配购证管理组负责全市20个区发证所的管理工作。全市20个区，每区设发证所一个，各区区长任发证所所长，另设专职副所长1人及干事2人，20个区分388保，由北平市政府工作队队员协助各保办事人员发放票证。城区各保均设配售店1—3个，郊区配售以各区合作社为主。从1948年4月份起，采取“一户一证，一口一票”及“缴款登记”办法开始配售，每口每月15斤。

　　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限制物价。不久，市场上即出现结队抢购商品的风暴，粮食业因损失过重，无力继续营业，社会更显混乱。10月3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令：粮食依照市场价格自由购销，六大城市之配售粮食，仍由政府办理。事实上，早在10月初，北平市场的面粉价格已由8月份的七八元一袋猛涨到100元(金圆券)一袋，上涨10多倍。由于配售价格与市场价格相差悬殊，配售面粉所收回的款项不能买回所需原料的十分之一，使得购麦磨面均感困难，“配售办法”形同虚设。民食调配委员会虽然预收了市民的配售粮款，却付不出粮食。许多承办配售的粮店每天售粮仅以30人为限，而且每人只许买1斤。每天清晨4时，粮店门前挤满购粮群众，有些市民跑三四天竟买不到1斤粮食，怨声载道，酿成抢米骚乱。贫民与工人曾于11月中旬先后砸毁了广安门大和恒、东珠市口德聚永及安定门天德等粮店，并与赶去镇压的宪警发生搏斗。

　　金圆券的出笼与收场

　　金圆券是南京国民党政府为支撑其崩溃局面而发行的一种本位货币。国民党政府由于发动内战，引起财政赤字直线上升和物价疯狂上涨，国统区社会经济一片混乱，恶性通货膨胀，法币急剧贬值。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自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发行总限额为20亿元，限11月20日前以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东北流通券30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的比率，收兑已发行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

　　发行金圆券的宗旨在于限制物价上涨，但这一政策造成商品流通瘫痪，一切交易转入黑市，整个社会陷入混乱。1948年10月1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宣布放弃限价政策，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并提高与金圆券的兑换率。限价政策一取消，物价再度猛涨，金圆券急剧贬值。10月11日，国民党政府又公布《修改金圆券发行办法》，取消发行总额的限制。至1949年6月，金圆券发行总额竟达130余万亿元，超过原定发行总限额的65000倍。票面额也越来越大，从初期发行的最高面额100元，到最后竟出现50万元、100万元一张的巨额大票。金圆券流通不到一年，形同废纸，国民党政府财政金融陷于全面崩溃，老百姓拒用金圆券。1949年4、5月，南京、上海相继解放，人民政府在6月起宣布停止金圆券流通，以金圆券10万元兑换人民币1元的比率，收回后销毁。

　　剧中的“马汉山”与历史上的马汉三有哪些不同?

　　《北平无战事》程煜饰演名为“马汉山”的大贪腐，剧中的身份是军统北平站前站长、北平市民政局局长、北平市民食调配委员会副主任。他的原型之一应该是马汉三。马汉三是北平市大兴县庞各庄人(今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早年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是一名下级军官。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共地下党员宣侠父在西北军中从事统战工作。在宣侠父的影响和教诲下，马汉三接受了一些革命思想，参加过一些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后，经宣侠父安排，马汉三在伪蒙疆政府中从事地下工作，以伪蒙疆政府驻北平办事处的名义，往来于北平、张家口、归绥、包头等地，搜集日伪及伪蒙疆政府的情报。也是在这一时期，马汉三通过宣侠父的关系，与军统在西安的负责人马志超相识(宣侠父与马志超同为黄埔一期的同学)。1938年夏天宣侠父遇害后，马汉三与共产党失去了联系。

　　通过马志超的关系，马汉三加入了军统，历任军统陕坝工作组组长、军统兰州站站长、第八战区调查室主任、宁夏缉私处处长、军统局本部布置处处长、军统华北实验区区长。1940年11月29日9点50分左右，在东皇城胡同14号(老门牌)美国教会远东宣教会门前，军统北平区行动组的麻景贤(即麻克敌)、邱国丰(又名邱裕丰)刺杀了日本天皇的特使高月保、乘兼悦郎。之后，日伪特务搜查了马汉三在北平的住所(西城缸瓦市附近)，恰好马汉三去了张家口，躲过了这一劫。而马汉三的叔叔马德明恰好由大兴县庞各庄乡下背了一袋子白薯进城看望马汉三，被“蹲坑”的日本宪兵逮捕，后来被拷打致死。马汉三被通缉后，在平绥一带无法安身，只身南下，辗转逃亡香港。

　　抗战胜利后，马汉三先后任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北平行辕军警督察处处长、军统华北办事处主任、北平特别市民政局局长(1947年2月—1948年6月)等职。由于军统高层特务大多是浙江江山人，北方人很少，当初戴笠重用马汉三，也是无奈之举，戴笠形象地比喻说：马汉三就是我的一本字典，在北方要找谁，一查字典就行了。

　　1948年3月29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即所谓的“行宪国大”，选举总统、副总统。当时李宗仁任国民政府北平行辕主任，马汉三暗地里支持李宗仁。选举结果，李宗仁当选。马汉三投靠李宗仁，但得罪了蒋介石。1948年7月1日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灯市口大街秘密抓捕了马汉三与军统北平站站长乔家才，关进了炮局监狱。7月9日上午，马汉三和他的秘书刘玉珠(男)被押解南京特设监牢。9月27日，马汉三在南京被国防部保密局行动员李希成执行枪决。

　　马汉三1948年7月1日就被抓捕了，他不可能参与“七五”事件之后的那些事了。可见，“马汉山”是一个艺术创作的人物，只不过他的身上有一些马汉三的历史影子罢了。

　　剧中的“方孟韦”，历史上的白世维

　　《北平无战事》中王凯扮演的“方孟韦”是方步亭的儿子、方孟敖的弟弟，北平市警察局副局长兼北平警备司令部侦缉处副处长。历史上，北平市警察局有一位副局长叫白世维，“七五”惨案时他就在东交民巷现场。白世维，字子廉，山东蓬莱人，在北平已落户多年，黄埔军校七期毕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被派到河北抚宁县任党务宣传员，兼临榆、抚宁民团教官，组织了1000多人的民团，袭击长城沿线的日军，后来受聘为东北义勇军第27路军司令，当了8个月无粮、无饷、无补给的义勇军司令。1932年成为“复兴社”特务处北平站的特务，化名“刘诗白”。

　　1933年初，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打算组织一个傀儡政权，任命原北洋皖系军阀首领之一的张敬尧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5月，张敬尧化名“常石谷”，由天津来到北平，住进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开始了一系列汉奸活动。“军统”天津站、北平站决定刺杀张敬尧。5月7日12点左右，白世维和“军统”天津站站长王天木来到六国饭店订房时，王天木无意间发现二层甬道左首一排房间中，有间房敞着半扇窗子，一个人侧身坐在床沿上，仰头对着窗子，手里还摆弄着一个小物件。仔细一瞧，这个人就是张敬尧。白世维随着王天木的视线也瞧见了张敬尧，转头与王天木眼神交汇的一刹那，王天木用手往房里指，嘴里小声说：“就是他。”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王天木快步向楼梯口走去，白世维站稳脚步，撩起夹袍，抽出手枪，对准刚刚站起半个身子的张敬尧胸部连开3枪，击毙了张敬尧。

　　刺杀张敬尧成功后，时年24岁的白世维受到嘉奖，晋升为北平站行动组组长、中校军衔，并被保送到中央陆军大学深造。1945年10月，白世维随平津区铁路局警务处处长吴安之来到平津，担任该处副处长，并与原北洋政府贿选总统曹锟的长孙女曹继英结婚。1947年4月，陈仙洲调沈阳，保密局派白世维任稽查处长。1947年9月，白世维调任北平市警察局副局长。天津解放前，白世维逃到台湾，后来曾担任过高雄市警察局局长。

　　保密局北平站站长“王蒲忱”与王蒲臣

　　《北平无战事》中有一位身体羸弱、爱抽烟的保密局北平站站长“王蒲忱”，而历史上的保密局北平站站长的名字与之只有一字之别——王蒲臣。王蒲臣，号壬初，浙江江山县人，与军统头子戴笠是江山县文溪高小的同学，与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是浙江省立一中的同学。王蒲臣加入军统后，先为戴笠办理机要，后任南昌和贵阳办事处主任;1940年入成都军分校高教班受训，毕业后任局本部外事秘书、军统川康区副区长、第8战区调查室少将主任、军统机要室主任。

　　1946年，戴笠为了对付马汉三，调王蒲臣任军统华北总督察，秘密调查、监视马汉三及其同党在平津的所作所为。初到北平时，他受到马汉三的猜忌怀疑。后来他改变手法，表面上与马汉三等人同流合污，花天酒地，吃喝玩乐，无所不为。慢慢地，马汉三将他列为可以争取的“自己人”，警惕就放松了。结果却被王蒲臣将马派小集团的内幕活动打听得一清二楚，报告毛人凤记录在案。戴笠死后，王蒲臣帮助毛人凤剪除了保密局华北办事处主任马汉三、保密局北平站站长乔家才，之后接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在“华北剿匪总部”召集华北特务头子讲话，宣布决定起义。会后，王蒲臣电请国防部保密局，要求保密局北平站长职务由徐宗尧接替。毛人凤当然不能让同学加亲信的王蒲臣白白送死，马上批准。1月24日，王蒲臣等人乘最后一架飞机，离开北平南逃重庆。1949年底飞往台湾。2008年7月，在台湾去世，享年10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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