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22日长沙革命成功

　　在102年前的今天，1911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初一)，长沙革命成功。

　　湖南巡抚余诚格于武昌起义当天接到警报，决定把受党人影响的新军调高长沙。调动之际，湖南党人已得到消息，于是焦达峰、陈作新等立即决定于18日起义。届时，因城内防范甚严，起义不成。19日，焦达峰、陈作新等再次筹划于24日起义。余诚格获知消息，起义便于22日提前发动。

　　22日晨，新军四十九标以吹哨为号，打开军械库，取枪械弹药，分路出发。由北门攻城的军队，因巡防营倒戈，长驱直入，占领军备局和咨议局。由小吴门攻城的一路与守城的巡防营稍作僵持，亦得入城。下午3点，起义军进攻抚署。余减格挂白旗示降，随后化装潜逃。黄忠浩等官吏被押上小吴门城楼斩首示众。当日“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宣告成立，发布《讨满清檄文》。当晚，公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长沙民众“陈列牺牲，鸣鞭赛兴”，以示庆祝。

　　25日，驻岳州新军起义，宣告岳州光复。30日，宝庆革命党人起义。成立军政府宝庆分府。30日，杨任率领湖南陆军小学堂等校学生50余人抵达常德，“商民皆悬白旗以示欢迎，并献牛酒”，常德宣告光复。31日，衡阳党人周果一发动洪江会党起义，光复衡阳。

参加起义光复长沙的湖南新军中的官佐

　　1962年10月22日古巴导弹危机

　　1962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廿四)，古巴导弹危机。

　　猪湾事件之后，美国对古巴实行全面禁运。卡斯特罗深知自己势单力薄，便于1962年7月派遣以自己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率领的代表团前往苏联请求帮助。与此同时，苏联也一直在认真思索对待古巴的策略，按赫鲁晓夫的说法是美国人不会容忍卡斯特罗政权的存在。如果苏联不采取决定性步骤保卫古巴，那么将会引起其它拉美国家抛弃苏联，将大大降低苏联在全世界的地位。按照这个思路，苏联决心将古巴作为伸向西方深处的桥头堡。

　　赫鲁晓夫的打算是，在古巴秘密部署核导弹，并且力争在美国发现之前做完这项工作。这样即使美国发现并采取措施摧毁它们也不怕，因为只要有1/10导弹留下来，就能给美国以致命打击。

　　苏联政府批准了赫鲁晓夫的计划，赫鲁晓夫在7月3日和8日参加了与劳尔-卡斯特罗的会谈，达成秘密协议。苏联决定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提供伊尔28喷气轰炸机，于7月开始实施。苏联把运往古巴的货物改由苏联船只运送，将几十枚导弹和几十架飞机拆开装到集装箱里运往古巴。同时，3500名军事技术人员也陆续乘船前往。每一枚导弹都携带一个威力比在广岛的原子弹大2O或3O倍的核弹头。直到9月2日，苏联才公开宣布，根据苏古两国达成的协议，苏联将向古巴供应武器和提供技术专家。此时，苏联的武器和专家的运输计划已基本完成，部署工作已近尾声。

　　将核导弹安在美国佬的鼻子底下，赫鲁晓夫似乎出了一口恶气。到底在美国门口埋了一颗地雷，将世界的视角从东半球转到了西半球。可是，他没有料到，一场轩然大波由此引起，战争危机同样也威胁到苏联。赫鲁晓夫也为自己出了一道难题。

u-2飞机拍摄到的苏联运送导弹的船只，这些导弹被大胆地成排放在甲板上

　　曾使美国丢尽脸面的U-2飞机为肯尼迪争了口气。在此之前的1960年5月5日，苏古建交前2天，赫鲁晓夫曾宣布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消息：5月1日，一架美国飞机在飞越苏联领空时被击落了。美国发表声明称，这架飞机在土耳其做高空气象研究，因缺油失去联系误入苏联边界。7日，赫鲁晓夫兴致勃勃地说，他的第一次讲话故意隐瞒了事实。他有证据确定U-2飞机从事间谍活动，在苏联领空进行摄影侦察。飞机残骸已经找到，将在莫斯科展出。驾驶员鲍尔斯活着，将被交法庭审判。这事件美国无论如何也说不圆了。险让萨姆导弹再打下一架U-2飞机，但得悉在那里发现了萨姆导弹设施的消息后，中情局长麦科恩认为这个险非冒不可，他下令立即对古巴西部的岛屿进行拍照。两名空军上校起飞，前往古巴西部。事先告诉他们地面可能会有炮火，可是萨姆导弹的射手要么离开了岗位，要么睡着了，他们一路平安无事。回来后，他们获得的新证据令人不寒而栗。从这些照片上已可看到导弹一周之内，16个一或许32个发射场就可供发射，据美国情报委员会估计，苏联用这些武器可以向美国本士（西至蒙大拿州的周标一次集中发射4O枚弹头。而且，当时在古巴的武器大约相当于苏联全部洲际导弹发射能力的一半。对照片的分析表明，它们是对准着一批特定的美国城市的。如果发射出来，几分钟之内800万美国人就会丧命。

　　美国人再也坐不住了。五角大楼马上拟定了有针对性的训练计划，并以此为借口向佛罗里达和接近古巴的美军基地集结军队。

　　1962年10月16日中午11时、下午6时，肯尼迪在白宫两次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对古巴的行动计划。五角大楼的“鹰派”提出了两种强硬措施：一是美国武装部队直接攻击古巴。具体的做法是：先派飞机对古巴进行空袭，摧毁其防御设施，仓库和机场；然后派海军陆战队登陆，一举将苏联的导弹、技术人员和卡斯特罗的政权消灭。二是动用500架飞机对古巴进行地毯式的轰炸，主要目标是导弹发射场。

　　10月22日，肯尼迪发表了他的演说，并警告赫鲁晓夫：“从古巴发射的任何导弹都将被认为是苏联向美国的袭击，必将招致美国对苏联的全面报复。企图闯越封锁线的任何船只，都将被美国海军击沉。”出乎意料的是，在肯尼迪发出进攻威胁的同时，五角大楼向他报告说，俄国人和古巴人莫名其妙地把他们的飞机一字摆开停放在机场上，像20年前在珍珠港的美国飞机一样等着被击毁。肯尼迪开玩笑的命令泰勒将军派U-2飞机对佛罗里达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高空摄影，说，“如果咱们也那么着，那倒很有趣哪。”结果，美国的飞机果然也是那样，大惊失色的空军部迅速让这些飞机疏散开来。

　　在莫斯科，足足13个钟头没有任何反应，然后，美国驻苏大使收到一份照会，指责美国的“海盗行为。”，并承认设在古巴的导弹意在用于军事目的。这份照会被理解为苏联还在举棋不定，赫鲁晓夫措手不及，看来正在拖延时间，以便考虑对策。

　　核战争已是迫在眉睫，战争的阴云比此前或此后的任何时刻都要浓重。事情似乎出现了转机，下午6点钟（莫斯科凌晨1点钟），赫鲁晓夫的一封感情激动的长信通过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与美国国务院之间的专线电传打字机开始传送过来。苏联总理第一次承认在古巴有俄国导弹，他说，他建议不再往古巴运送武器；只要肯尼迪答应不进攻古巴，可以把古巴境内的武器撤除或毁掉。

　　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上午9点（在俄国首都是下午4点钟）前几分钟，莫斯科电台宣布，9点整将广播重要声明。这是和平的最后一线希望。如果赫鲁晓夫拒绝肯尼迪的条件，美国就将发动进攻。麦克纳马拉这时估计美国的伤亡将达四万至五万人。

　　苏联广播员开始宣读俄国的答复。关键在第三段：为了尽快消除危害和平事业的冲突……苏联政府……已发出一道新的命令，撤除你们所谓进攻性的武器，把它们装箱运回苏联。

　　俄国人事先没有征求过卡斯特罗的意见。卡斯特罗因而宣称他被出卖了，并表示对这个协议将不予理睬。然而他虽能拖延时日，却不能制止危机的结束。导弹尽管设在古巴的土地上，却是掌握在俄国人手里，而且也没有一个古巴人懂得如何发射导弹。下午1点3O分，三军参谋长向特遣136舰队发出信号：不要再上别国的船，不要再显示武力了。执委会兴高采烈，但是总统说，赫鲁晓夫这次退让必然是极为困难的；并告诫他们切不可声称美国取得了胜利。古巴导弹危机终于告一段落了，但美苏危机却并没有就此消除。

蒋介石在西安视察部队。右为杨虎城，杨后是张学良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赴西安训示张学良、杨虎城

　　在77年前的今天，1936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初八)，蒋介石赴西安训示张学良、杨虎城。

　　10月22日，蒋介石到西安，分别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宣布进一步“剿共”的计划。张学良不赞成，并说东北军将士不同意继续“剿共”、打内战。他建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大发雷霆，厉声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应该向东；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不要问为什么。”蒋介石接见杨虎城时，杨说：“部队抗日情绪高，剿共士气低，值得忧虑。”蒋介石说：“剿共势在必行”，“风吹草动，兵随将走”，士气问题他来解决。

　　1947年10月22日晋察冀野战军出击清风店

　　在66年前的今天，1947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初九)，晋察冀野战军出击清风店。

　　1947年10月22日，经三天激战，晋察冀野战军歼国民党军1.7万余人，生俘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副军长杨光钰。

　　这月，杨得志、杨成武率晋察冀野战军乘国民党军由关内抽调兵力赴关外作战之机，开始破击平汉铁路，并围攻徐水。国民党第十六军、第九十四军各1部，分路南援，并急调石家庄的第三军北进，企图夹击晋察冀野战军于徐水地区。晋察冀野战军以小部兵力兵阻延第三军北进，主力6个旅于18日南下，20日，将第三军主力包围于清风店地区，激战至22日。

　　27日上午，蒋介石在张、杨陪同下，向参加长安军官训练团的军官、西北“剿总”和十七路军总部上校以上军官和驻西安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训话。他说：“我们革命军人先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要孝顺父母；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这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分。同时，我们革命军人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对这样不忠不孝的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

　　张学良对蒋介石阻止人民抗日救亡的做法十分愤慨，他趁在洛阳向蒋祝寿之机，单独会见蒋，要求领导抗日救亡。蒋大发雷霆说：“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可以代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好党暴徒。

中共军民合力破坏保北铁路，切断敌之交通，阻敌南援

　　1959年10月22日火箭探月使月球出现新的“火山口”

　　1959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廿一)，火箭探月使月球出现新的“火山口”。

　　1959年10月22日，苏联“共青团真理报”发表文章说，在月球表面的若干巨大的“火山口”和寰形山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小“火山口”（陷坑），这个新“火山口”不是某一个小行星偶然坠向月球所形成的，而是由于地球的使者——苏联第二个宇宙火箭在月球表面着陆时造成的。

　　文章说，当苏联第二个宇宙火箭抵达月球时，各地都进行了观测。苏联和外国的科学家们已获得了许多观测材料。

　　匈牙利天文工作者洛瓦什观察到了一个小黑点，看到它从开始扩散到逐渐消灭。英国学者科耳布鲁克写信来说，他在火箭坠落地点观测到了带绿色的明亮的云层。从奥地利、瑞典以及其他许多国家都有来信。

　　观测者中有一些人观测到了火箭撞击月球时所升起的灰尘和气体的云层。另外一些人看到了云层的影子。据观测的材料可以得出结论说，当时，由于火箭的撞击，在月球表面所扬起的尘土云高达五百到九百公里。大部分升起来的泥土落到了爆炸地点的附近。但是有一部分甚至抛到了离爆炸中心三千公里的月球表面。

　　最后，文章指出，新的人工“火山口”用强大的望远镜可以看到，但将来利用行星际站上的摄影仪器，这个小“火山口”就更容易被找到。

火箭探月使月球出现新的“火山口”

　　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前往日本访问

　　1978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廿一)，邓小平前往日本访问。

　　1978年10月22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应日本政府邀请，前往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仪式。这是我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日本。在为期8天的访问期间，邓副总理会见了日本天皇陛下，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举行了会谈，还会见了长期为中日友好做出努力的日本各界朋友。

　　10月23日，在日本首相福田赳夫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邓副总理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生前对中日友好事业曾经给予极大的关怀。1972年9月，田中角荣前首相和大平正芳前外相访华，中日两国政府领导人签署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在各个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发展。”“特别是1978年8月12日，中日双方在中日联合声明的基础上，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从而实现了两国人民长期以来的共同愿望，这是非常值得庆贺的。”

　　邓副总理说，中国人民正在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而奋斗。“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我们愿意同各国人民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是两国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和平友好相处。”

　　10月23日，日本天皇裕仁和皇后良子在皇宫接见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在会见中，天皇陛下说，日中两国有着漫长的友好历史，虽然一时有过不幸的事情，但已经成为过去。他希望今后加深两国的亲善，长期维持和平。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

　　邓副总理说，我们也认为这项条约具有深远的意义。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今后我们要以向前看的态度建立两国和平的关系。这项条约是迄今为止两国关系的政治总结，也是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新起点。这项条约，不仅对我们两国子子孙孙友好下去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对世界和平也有重要意义。

　　10月29日，邓副总理在离开前，在大阪皇家饭店对日本记者发表谈话说：“这次，由于日本国政府和各界朋友的热情接待和精心安排，我们圆满地完成了各项友好访问活动，中日双方互换了条约批准书，庄严宣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我们共同完成了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任务。”

　　邓副总理说：“天皇陛下对我们的访问如此重视和关心，并给了隆重的接待，我们谨致感谢之意。通过同福田首相的会谈，和各界朋友的会晤，以及参观访问活动，加深了我们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邓副总理说：“这次访问，使我们亲身感受到广大日本国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我们也高兴地看到伟大的日本人民在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深信，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双方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必将取得更广阔的发展。”

　　1985年10月22日许世友逝世

　　1985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初九)，许世友逝世。

　　1985年10月22日，我军卓越的军事指挥员许世友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逝世，终年80岁。

　　许世友1905年2月28日出生于今河南省新县泗水店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少年时，他因家贫给武术师傅当杂役，后到少林寺学习武术。1926年8月，他在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任连长时，接受革命思想，于当年9月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投身革命。1927年8月，在革命处于低潮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于当月返回家乡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1月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开始了在人民军队的漫长革命生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许世友历任班长、排长、营长、团长、副军长兼师长、军长、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在徐向前同志领导下，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的反“围剿”和长征。他曾七次参加敢死队，两次担任敢死队队长，四次负伤。1934年在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时，他指挥三个团保卫四川省万源城，以与阵地共存亡的气概，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垮了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坚守3个月之久，为保卫川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许世友随朱德总司令出师太行山，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斗争。1938年10月，他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1939年2月上旬，

　　他和旅长陈赓在威县以南香城固地区，以预伏的方式，诱歼日军一个加强步兵中队，毙敌大队长以下200余人，生俘8人，给日寇以沉重打击。1940年9月，他调任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1941年春，他指挥胶东地区八路军和地方武装，横扫敌伪，开辟了胶东地区抗日斗争的新局面。1942年2月，他任山东纵队参谋长。同年10月起，任胶东军区司令员，领导胶东军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许世友历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东线兵团(后称山东兵团)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党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1948年9月，

　　他和谭震林、王建安一道，按照中央军委和华东野战军指挥部的部署，指挥部队经8昼夜激战，攻克山东省会济南城，歼灭国民党军10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山东省，使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世友于1953年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他参与了当年夏季反攻战役。归国后，许世友历任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党委第三书记，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南京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常务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74年1月，他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期间，指挥西沙自卫反击战，严惩了入侵的南越军队。

　　许世友是党的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十二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在党的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还担任过国防委员会委员和第一、第四、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2年9月，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许世友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副主任。退居二线后，他仍经常深入农村、工矿、学校调查研究，关心生产发展和群众疾苦，向地方党政机关提出过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他还深入部队视察，关心部队现代化建设，教育部队要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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