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

　　在82年前的今天，1931年9月18日(农历八月初七)，“九一八”事变爆发。

　　1931年9月18日(距今已82周年了)，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对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了武装进攻。

　　柳条湖位于沈阳内城以北2.5公里处，在沈阳站与文官屯站之间，关东军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作为爆破地点，其原因有二：一是这里较为偏僻，便于行事；二是距东北军北大营较近，便于诬为中国军队破坏，也有利攻击。

　　18日22时20分，炸药点燃，一声巨响，震荡长空，炸毁一段路轨。以爆炸声为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日军，便向预定目标攻击，同时沈阳站附近的日军大炮向北大营猛烈轰击。23时46分，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义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部北大营西侧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在冲突中。接到电报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石原莞尔等人紧急研究对策，一致认为此时是诉诸武力的“绝好机会”。本庄繁当即决定，按照预定的计划，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先发制人，“惩罚”中国军队，占领东北三省。

　　19日凌晨1时30分至2时之间，本庄繁向关东军下令：驻辽阳第二师，驻公主岭独立守备队第一、第五营等迅速开往沈阳，攻击该地中国军队；驻长春步兵第三旅准备进攻长春。同时，还向驻朝鲜日军求援。最后，本庄繁将他的命令及战况正式报告给军部。为了便于指挥，19日凌晨3时30分，本庄繁率领关东军司令部火速赶往沈阳。

　　9月18日夜，日本在沈阳的驻军只有独立守备队第二营和第二师的第二十九团，人数仅几千人。柳条湖事件发生后，日军连夜向沈阳增兵。驻扎在铁岭的部队，于19日凌晨4时到达沈阳，配合第二营于5时30分占领北大营。与此同时，驻扎在海城和辽阳等地的第二师所属部队及师长多门二郎也于19日凌晨5时抵沈阳，与原来驻在沈阳的第二十九团一起行动，6时30分占领沈阳内城。然后该师又与独立守备队采取联合行动，向距沈阳10公里的东大营进攻，日军南北夹击，东北军和讲武堂学员不战而退。中午12时许，日军占领了这个东北军的第二大营。

　　由于东北军绝大多数部队执行了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一夜之间，日本侵略军便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沈阳城。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兵工厂、飞机场及一切重要军政机关和东三省官银号等悉被占领，所有驻省城的军警均被缴械。仅沈阳兵工厂，即损失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战炮250门，各种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东三省航空处积存的300架飞机，尽为日军掠去；其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亦被洗劫一空。

　　9月18日夜里，关东军在南满铁路沿线展开了全面攻势。19日，日军攻占南满、安奉两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营口、田庄台、盖平、复县、大石桥、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安东、凤凰城、本溪、抚顺、沟邦子等地。19日凌晨4时，日军向长春发动总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后在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毋须抵抗”的命令下含愤撤退。当日22时许，长春陷落。

　　蒋介石、张学良拱手让敌东北大好河山转瞬沦陷

　　9月6日，张学良电令驻沈阳北大营旅长王以哲：“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同日，又电臧式毅、荣臻称：“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参谋长荣臻命令北大营驻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驻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8月间即预感到日军要采取行动，旅长王以哲专程到北平请示张学良。张学良说：“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王以哲根据这一方针，决定对于日军的进攻，采取“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的对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全军退到车山嘴子附近集结，候命行动”。这样，不抵抗主义，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达，贯彻比较彻底。结果造成大片国土轻易地落入敌手。满铁的土木建筑公司经理神谷仙次郎在日记中，夸耀日本侵略军进攻“北台(大)营的战争，创造了世界战争的记录，敌人有1.2万人，而关东军用650人即以1/20的兵力，战斗7小时，就把它攻占了”。沈阳的陷落，也并不是日军攻陷的，基本上是从敞着的大门开进来的。当日军进攻北大营时，沈阳城门大开，荣臻和臧式毅会商应付办法，认为日领事馆已经说了日军不进城，“如果进城，吾方即闭城门，日军亦可用炮击毁，不若开城听其如何”。果然。日军一炮未发，便从敞开的城门进入城内。

　　事件爆发后，蒋介石仍令不抵抗。目居北平的张学良一夜之间十几次致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均不准抵抗。蒋指示张学良：“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在这种不抵抗政策下，拱手让敌，使东北大好河山沦于敌手。

　　0096年9月18日罗马帝国皇帝图密善被刺杀，元老院推举涅尔瓦为新皇帝

　　在1917年前的今天，0096年9月18日(农历八月十三)，罗马帝国皇帝图密善被刺杀，元老院推举涅尔瓦为新皇帝。

　　96年9月18日，罗马帝国皇帝图密善被宫廷待卫刺杀身亡，元老院推举涅尔瓦为新皇帝。

　　玛尔库斯·寇克乌斯·涅尔瓦(MarcusCocceiusNerva，35年11月8日-98年1月27日，又译内尔瓦、教会文献汉译尼法王)。他是古罗马帝国五贤帝时代的第一位君主(在位期96年-98年)，也是最后一位在意大利半岛出生的罗马皇帝。

　　涅尔瓦的胸像涅尔瓦出生于意大利的贵族世家，他的祖父受到皇帝提比略赏识，是提比略在卡布里岛上的密友之一。涅尔瓦本人则依循罗马“光荣晋升”的方式从政，在71年与维斯帕先共同担任执政官，90年与图密善共任执政官。

　　96年9月18日，皇帝图密善在宫内遇刺身亡；当天夜里，罗马元老院便立刻拥立61岁的涅尔瓦为皇帝。由于图密善对元老贵族施予恐怖统治，因此涅尔瓦就任之后，便宣布对图密善施以“记忆抹煞”的措施——消毁与抹除一切关于记有图密善功迹的石碑、建筑、文献。有鉴于图密善时代告密风气的盛行，涅尔瓦以宽和为主，不接受没有证据的告密，释放过去被控叛乱的嫌犯并放还他们的财产。

　　1043年9月18日范仲淹实行改革

　　在970年前的今天，1043年9月18日(农历八月十三)，范仲淹实行改革。

　　北宋中期宋仁宗时，由于军费和“岁币”的庞大支出，造成财政困难。

　　1043年(庆历三年)，宋仁宗重用曾在宋夏战争中建立大功的范仲淹，9月18日(八月十三日)实行改革。

　　范仲淹提出了改革的10条措施，主要内容是：对官吏要定期考核，按政绩决定升迁，并慎重择用地方官；改革科举制度，加强军备，严格法令；提倡农桑，减轻劳役。历史上称这次改革为“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的推行困难重重。由于皇亲国成、权贸大臣、贪官污吏的反对和攻击，经宋仁宗允准后范仲淹只得回到陕西防守边境。庆历新政很快就废止了，但却是王安石变法的先河。

范仲淹实行改革

　　1906年9月18日香港丙午风灾发生

　　在107年前的今天，1906年9月18日(农历八月初一)，香港丙午风灾发生。

　　丙午风灾发生于1906年9月18日，当天一股强烈的台风袭击香港，酿成约15，000人罹难、1，349人失踪、220人受伤，成为香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天灾及香港有记录至今最多人死亡的风灾。

　　根据调查报告，台风估计是在香港水域附近迅速形成而且直径不大，但它的强度勐烈及移动速度很快，香港附近的气象站也未能及时侦察异常状况，在缺乏先进天气预报设备及技术的年代，香港天文台事前未作出准确预报。根据1906年天文台台长年报，天文台在当日上午7时37分悬挂黑鼓，表示300哩内有烈风，随即在8时17分开炮，预报海港内将吹烈风。然而港内6分钟后风力已达暴风程度，一小时半以后的最高风速更达每小时77海浬。台风引起特大风暴潮，对沿岸地区造成重大破坏，根据非正式统计，这次台风虽然祇维持了短短数小时，但由于当局未有足够时间造好防风措施及撤离人员(尤其是大量海上居民)，结果导致约15，000人死亡(占当时大约32万的香港人口约5%)，另近3，000艘渔船及670艘远洋轮船沉没，是香港有史以来导致最多人丧生的风灾。

　　这股台风亦侵袭中国广东珠江口一带，造成严重人命及经济损失，故又称“1906年珠江口台风”。

　　根据香港天文台的纪录，其实在此风灾过后的两天及10天里，即9月20日及9月28日，也相继有强烈台风来袭，9月20日录得的平均风速为每小时49海浬(9月18日为每小时45海浬)而9月28日录得的最高风速为每小时78海浬(9月18日为每小时77海浬)，但由于香港天文台能及时作出有效预报，故伤亡数字不及9月18日那天来得严重。

　　1917年9月18日护法战争爆发

　　在96年前的今天，1917年9月18日(农历八月初三)，护法战争爆发。

　　1917年9月18日，孙中山为反对北洋军阀、维护《临时约法》而发起的护法战争，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史上一个重要事件。1917年7月初，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孙中山极为愤怒，即偕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章太炎等人乘“海琛号”军舰从上海南下，准备在南方组织武力讨伐。但孙中山尚未到达广州，复辟丑剧即告结束，而重新掌握北京政府大权的段祺瑞却在宪法研究会的鼓噪下，顽固地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便将斗争矛头直指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17日，孙中山抵达广州，当晚发表演说，明确提出护法的宗旨是打倒假共和，建设新共和，并呼吁各界奋起为护法而斗争。

　　孙中山的护法号召，首先得到海军的积极响应。7月21日，前北京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发表拥护护法的宣言，宣告海军独立，随后率海军第一舰队开赴广东。桂滇军阀为维护自己在西南的统治，也表示反对段祺瑞解散国会、废弃《临时约法》。早在6月20日，桂系军阀就宣布，由于国会解散，两广地方军政暂由两省自主。不久滇系军阀唐继尧也表示与两广取一致行动。这样，两广和云贵四省遂成为护法基地。

　　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国会议员纷纷南下参加护法。至8月中旬，到达广州的议员达130余人。由于不足法定人数，孙中山遂于25日召集国会非常会议。31日，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大纲”规定组织军政府的目的是“勘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并宣布约法未完全恢复以前，中华民国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使。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唐继尧和陆荣廷为元帅（唐、陆均未就职），负责行使军政府职权。10日，孙中山宣誓就职，表示要尽全力攘除段祺瑞等民国叛逆，恢复《临时约法》。随后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段祺瑞，揭开护法战争的序幕。

护法军湘南总司令程潜

　　护法战争首先在湖南开始。还在护法军政府成立前，段祺瑞为实现武力统一的计划，即派其心腹护法军湘南总司令程潜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并源源不断地把北洋军开入湖南，引起湖南各界的强烈不满。9月18日，零陵镇守使刘建藩与驻衡阳的湘军旅长林修梅联衔通电，宣告湘南自主。10月6日，组成护法军湘南总司令部，推举程潜为总司令。同日，湘南护法军与北洋军在湘潭西倪铺接战，护法战争正式爆发。孙中山当即复电湘军将领，望其“勉事进行，以树大勋”。此后，湘南护法军和两广护法联军与北洋军在衡山、宝庆一带相持近一月，战况十分激烈。11月，南军开始取得优势，接连攻克宝庆、永丰、湘乡、衡山、湘潭等地。18日，湘南护法军占领湖南省会长沙。此时，各省护法势力也纷纷起来响应。12月初，滇、黔、川护法联军赶走了段祺瑞派到四川的查办使吴光新，攻占了重庆。同月，黎天才等人在襄阳通电宣告自主，组成“湖北靖国军”；郭坚等人在凤翔宣告独立，组成“陕西护法军”。此外，河南、山东等省也有靖国军相继起事。短短三四个月，护法战争的烽火遍及十余省，使孙中山受到很大鼓舞，曾计划各路大军会师武汉，大举北伐。

　　随着护法军的不断胜利，北京政府内部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与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之间的矛盾日益表面化。冯国璋暗中主和，希望能借重西南军伐的势力，钳制段祺瑞。被段祺瑞派到湘南作战的北洋湘南各军总司令王汝贤、副司令范国璋本属直系，在战争中采取了消极态度。11月14日，他们于前线通电主和，造成北洋军在湖南大溃败，段祺瑞被迫引咎辞职。而桂滇军阀在分别控制了湘川两省后，私利有所满足，也很快与直系军阀实行妥协。28日，桂系军阀不顾孙中山的反对，通电主和。次年2月中旬，他们又与北京政府达成协议，停战两周，使北洋军获得喘息机会。3月，段祺瑞重新上台，组织北洋各军大举南攻，护法军在湖南占领的地盘很快大部丢失。在桂滇军阀的阻挠下，孙中山的北伐计划终于无法实现。

　　桂滇军阀在阻挠护法军北伐同时，还伙同政学会（由原欧事研究会部分人于1916年11月在北京组成）政客分裂护法军政府，排斥孙中山。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几次公开表示不与以孙中山为首的军政府合作。唐继尧不仅竭力阻挠驻粤滇军支持护法军政府，而且肆意诋毁孙中山。1918年1月，桂滇军阀为对抗孙中山，擅行组织所谓护法各省联合会。对于桂滇军阀破坏军政府的活动，孙中山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月初，他曾公开揭露桂系军阀企图扼杀军政府的罪行，并命令海军炮轰桂系军阀广东代理督军莫荣新的官署，以示警告。但是，由于孙中山缺乏有力军队的支持，桂系军阀有恃无恐。2月末，他们又卑鄙地暗杀了拥护孙中山、主张北伐的军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政学会政客也极力反对孙中山的领导地位。4月10日，由于政学会的活动，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修正军政府组织法》，将大元帅首领制改为总裁合议制。孙中山坚决反对国会这一荒谬决定。次日，他即向国会指出擅行改组军政府是非法的，并坚决表示：“即于改组后有欲以为总裁者，亦决不就之”。这时，唐继尧也致电西南各省，表示支持改组军政府。在桂滇军阀和政学会政客的压迫下，孙中山痛切地认识到依靠军阀不可能达到护法目的，便于5月4日愤而辞职。他在辞职通电中，揭露了西南军阀的反动本质，指出“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孙中山辞职以后，国会非常会议遂改组护法军政府，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和岑春煊等七人为政务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至此，护法军政府完全为桂滇军阀及其附庸政学会所控制。在此情况下，孙中山于5月21日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护法战争宣告失败。

　　护法战争的失败表明，有帝国主义作后台的中国军阀势力，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强大得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本身软弱而又不敢发动工农，已经无力担当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

东北军正在乘火车南下

　　1930年9月18日东北军入关，中原大战立分胜负

　　在83年前的今天，1930年9月18日(农历七月廿六)，东北军入关，中原大战立分胜负。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旋即派东北军12万人入关。蒋、冯、阎中原大战正在胶着之时，东北军大兵入关，双方平衡迅即倾斜。21日，东北军占领天津，23日占领北平。晋军力疲不当，一触即溃。迅速西退。

《国闻周报》有关张学良发出拥蒋通电的报道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所在地

　　1936年9月18日阎锡山发起“牺牲救国同盟会”

　　在77年前的今天，1936年9月18日(农历八月初三)，阎锡山发起“牺牲救国同盟会”。

　　1936年9月18日，山西省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救亡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在太原成立。阎锡山任会长，戎伍胜、宋劭文等担任委员，在山西各县都设有分会。牺盟会提出了“不分党派，不分男女，不分职业，只要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一齐动员起来，积极参加一切救亡运动”的总纲领。

进犯长沙的日军正向中国军队炮击

　　1941年9月18日中日第二次长沙会战

　　在72年前的今天，1941年9月18日(农历七月廿七)，中日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9月18日，日军集中兵力向新墙河一线展开猛攻，第二次长沙会战正式开始，由于第九战区对敌情判断有误，中国军队正面防备不足，日军在2天内便完全突破新墙河防线，并推进到汨罗江北岸。第九战区急忙布置汨罗江南岸防御，并集结部队，伺机自东南向西北侧击南进日军。由于双方实际战斗力不相上下，战役打得十分激烈。后来，第九战区的作战密电两次被日军破译，致使第九战区部队遭到严重损失，20日，日军在骆公桥至浯口之间强渡汨罗江，26日，日军主力向长沙猛攻，在捞刀河一线击破第九战区主力部队之一的第七十四军。27日晨，日军以猛烈的炮火轰击长沙中国守军阵地，然后发起集团冲锋，中国军队在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后，官兵伤亡惨重，长沙终于于中午被日军攻破。第九战区部队虽然被迫撤出了长沙，但仍积极组织反攻。

茉莉芬事件MadiunAffair

　　1948年9月18日印度尼西亚的“茉莉芬事件”

　　在65年前的今天，1948年9月18日(农历八月十六)，印度尼西亚的“茉莉芬事件”。

　　1948年印度尼西亚右派势力在茉莉芬市镇压印尼共产党人的事件。1948年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高涨，7月，美、荷帝国主义与印度尼西亚右派势力在爪哇茉莉芬策划“消灭红色分子的建议”。8月初，梭罗的丹·马拉卡集团武装组织野牛队暗杀了左派武装力量国军第四师师长苏达尔多。9月1日，驻梭罗的右派部队西利万吉师绑架印尼共产党人，并无故扣押前往营救的第四师军官，引起双方武装冲突。9月17日，驻梭罗的左派军队被右派军队赶出梭罗，退往茉莉芬。9月18日，茉莉芬驻军两派发生冲突，左派军队控制全市，当时州长出差在外，左派组织人民阵线推选副州长(共产党员)代理州长职务并电告中央政府。哈达政府闻讯立即声称印尼共在茉莉芬发动政变。9月20日，茉莉芬民族阵线政府成立，并公布了“为了劳动人民的需要，加强和保卫无产阶级共和国”的7项政纲。9月21日印尼共领袖慕梭撰文声明，茉莉芬政府是民主的印尼共和国的一部分。9月30日，政府军攻占茉莉芬。10月底，慕梭在战斗中牺牲。11月，沙利佛丁等印尼共其他领导人被俘，12月被害。

　　在茉莉芬事件中，印尼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捕者达3.5万人，其中1万人惨遭屠杀。茉莉芬事件不仅严重削弱印尼共力量，同时也使新生的印尼共和国元气大伤。

　　1952年9月1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战术反击战

　　1952年9月18日(农历七月三十)，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战术反击战。

　　1952年9月18日，为配合在板门店进行的朝鲜战场停战谈判，在谈判中争取主动地位，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全线性的战术反击作战。采取的主要手段是：以军为单位，选定若干敌人连排支撑点和个别的营防御地域。经过充分准备之后，集中优势兵力火力，实施突然攻击，歼敌全部或大部，并在同敌进行反复争夺中再给敌以大量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

　　这次战术反击作战于10月31日结束，共进行44天，志愿军共向57个目标进攻74次，打退敌排以上兵力的反扑400余次，歼敌2.5万余人，获得重大胜利。

　　10月24日，毛泽东致电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重大胜利，并指出，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于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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