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国民众好谈宫闱秘闻，即便识字不多的市民也能读懂的通俗小说，自然成了“讲新话”的最佳载体。在清代十三朝中，雍正是一位施行恐怖、苛严政治的强权统治者，关于他的流言蜚语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世人眼里，这位皇帝夺位前老谋深算，即位后冷酷无情。他屡行大狱文网森严，广布耳目，令人谈虎色变……。凡此种种都为他的统治蒙上了一层诡秘的色彩。当时的小说以雍正轶事做为谈资的有胡蕴玉《胤禛外传》、孙剑秋《吕四娘演义》、紫萼《梵天庐丛录》、和蔡东藩《清史演义》、燕北老人《满清十三朝宫闱秘闻》等等。这些小说言称借史实演绎成篇，其实都是择采民间传说，进行艺术加工而成。其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艺术形象：“血滴子”。“血滴子”最早究竟出自何处，不可确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类似的艺术构思起到了引导社会舆论，借古讽今的作用。然而，历史总是有其客观性的，雍正到底是一个好皇帝，抑或是一个坏皇帝;他的强权政治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还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必须从史实中去加以考察、认定。"血滴子"的形象特征是诡秘、残暴、人治加铁腕，艺术原形是雍正朝的特务组织和密折制度。

　　那么，“血滴子”与特务政治的真相是什么?笔者不揣简陋拟加以正之：

　　据史书记载，公元一七三五年八月二十日，雍正还在处理政务，晚上得病，次日凌晨死亡。由于死亡非常突然，于是在官场，在民间，便产生了种种猜想和传说。民间流传最广的就是吕四娘报仇削取了雍正首级。

　　雍正年间，湖南秀才曾静因不满清廷统治，上书陕西总督岳钟祺(岳飞的后裔)策动反清。事后，雍正就此事大做文章，对案犯严加审讯，广肆株连，由此引出浙江文士吕留良文字狱案。曾静等人鎯铛入狱，后被满门抄斩，吕留良一家也未能幸免。吕留良之孙女吕四娘因在安徽乳娘家中，幸免于难。年仅十三岁的吕四娘秉性刚强，得知其全家祖孙三代惨遭杀害，悲愤填膺，当即刺破手指，血书“不杀雍正，死不瞑目”八个大字。于是只身北上京城，决心替全家报仇。途中巧逢高僧甘凤池，四娘拜之为师。甘授吕四娘飞檐走壁及刀剑武艺。

雍正

　　之后，吕四娘辗转进京，设计潜入干清宫，刺杀雍正，削下头颅，提首级而去。民间又盛传雍正大葬时只得以金铸头代之，葬于河北省易州泰陵地宫。

　　(1)关于“血滴子”和粘杆处

　　小说是有事实的“影子”。在文人笔下雍正被刻画成精谙武艺、神通广大的阴谋家，他的手下豢养了一批技艺绝伦的侠客力士，操持着一种名曰“血滴子”的杀人利器，能取敌人的首级于千里之外。同时，“血滴子”也是秘密杀手的代称。据传，雍正的八弟“阿其那”(允祀)、九弟“塞思黑”(允)都是为“血滴子”所杀。显然，此类荒诞不经的描写不能作为信史。然而，雍正确实是以处于弱势的政治力量在夺储斗争中取胜的。他能登上宝座，除了本人工于心计和有一套政治手腕外，还得力于他有一个训练有素的情报组织。这个组织便是“粘杆处”。

　　顾名思义，“粘杆处”是一个专事粘蝉捉蜻蜒、钓鱼的服务组织。雍正还是皇子时，位于北京城东北新桥附近的府邸内院长有一些高大的树木，每逢盛夏初秋，繁茂枝叶中有鸣蝉聒噪，喜静畏暑的胤便命门客家丁操杆捕蝉。康熙四十八年，胤从“多罗贝勒”被晋升为“和硕雍亲王”，其时康熙众多皇子间的角逐也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胤表面上与世无争，暗地里却制定纲领，加紧了争储的步伐。他招募江湖武功高手，训练家丁队伍，这支队伍的任务是四处刺探情报，铲除异己。

　　雍正登上皇位后，为了巩固专制统治，也为了酬谢党羽，在内务府之下设立了“粘杆处”机关。“粘杆处”的头子名“粘杆侍卫”，是由有功勋的大特务担任的。他们大多是雍正藩邸旧人，官居高位，权势很大。粘杆处的一般成员名“粘杆拜唐阿”统称“粘杆拜唐”，由小特务充任。他们都是内务府包衣人，属未入流，薪水不高，但每天跟随雍正左右，炙手可热。

　　可见“粘杆处”表面上是伺候皇室玩耍的服务机关，实则是一个特务组织。小说中所谓的“血滴子”大约指的就是粘杆处的这些人。不难推想，雍正是把政敌比作鱼、蝉、蜻蜒一样的小动物来撒网捕捉、加以控制的。

　　“粘杆处”虽属内务府系统，总部却设在雍亲王府。雍正三年，胤禛降旨雍亲王府改为雍和宫，定为“龙潜禁地”。但奇怪的是改制后的行宫并未改覆黄色琉璃瓦，殿顶仍覆绿色琉璃瓦，有人认为：雍和宫虽为皇帝行宫，曾经有一条专供特务人员秘密来往的通道。但是，今天的雍和宫其实是一个森严的特务衙署，为了不致秘密外泄，才改府为宫。还有一种传说：在雍和宫已找不到任何地下通道的痕迹了，很可能雍正的儿子乾隆为了消除其父留下的不良遗迹，改雍和宫为喇嘛庙时，已加以彻底翻修，将之平毁无痕。

　　“粘杆处”在紫禁城内还设一个分部，御花园堆秀山“御景亭”是他们值班观望的岗亭。山下门洞前摆着四条黑漆大板凳，无论白天黑夜，都有四名“粘杆卫士”和四名“粘杆拜唐”坐在上面。雍正交办的任务，由值班人员迅速送往雍和宫，再由雍和宫总部发布命令派人办理。雍正去世后，乾隆皇帝继续利用"粘杆处"控制京内外和外省大臣的活动，直到乾隆死后，"粘杆处"的特务活动才逐渐废弛。

　　(2)别出心裁的密折制度

　　告密，为君子所不耻，因为这是不正当的手段。可是在雍正麾下互相告密却是官员的常课，被视作为本职工作的一部分。雍正二年，封疆大吏渐闽总督觉罗保、山西巡抚诺珉、江苏布政使鄂尔泰、云南巡抚扬名时突然遭到皇帝严厉的斥责，紧接着宣布停止他们给皇帝上奏的权利。作为一个封建官僚，除了降罪撤职，再也没有什么比被剥夺其参政言事的权利更为严重了。

　　为何事得罪?可以参见雍正七年胤给鄂尔泰的侄子鄂昌的一段批示：“密之一字，最紧要，不可令一人知，即汝叔鄂尔泰不必令知。”原来，觉罗保们是因为向外人透露给皇帝奏章的内容被惩罚的。这种不得让第三者知道的奏章，不是题本、奏本，而是雍正朝的一种特殊的文书制度--奏折。

　　古代臣对君的报告名目繁多，常用的有章、表、议、疏、启、书、记、札子、封事等。清代沿袭前明制度，用题本和奏本两种形式。题本是较正式的报告，由通政司转送内阁申请拟旨，再呈送皇帝，手续繁复，又易泄密。奏本不用印，手续较简，但也要做公文旅行，毫无机密可言。奏折的要旨就在一个"密"字，它由皇上亲拆亲行，任何第三者都无权拆看，有很强的保密性。因此，雍正登基的第十四天，便下了一道收缴前朝密折的谕旨，使密折逐步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文书制度。在雍正钦定的规章里，从缮折、装匣、传递、批阅、发回本人，再缴进宫中，都有一定的程序，不允许紊乱。按照密折的内容，分别规定用素纸、黄纸、黄绫面纸、白绫面纸四种缮写，并使用统一规格的封套。密折须本人亲笔，臣工缮写完后，加以封套、固封，装入特制的折匣，用宫廷锁匠特制的铜锁锁住，坊间锁匠配制的钥匙是绝对打不开密折匣的。密折派专人送达。给皇帝上密折是一种特权更是一种荣誉。现存最早的奏折是康熙三十二年的奏折。当时有资格上奏的只是由中央派到地方上的常设官员，他们大多是皇帝家臣。如江宁、苏州织造什么的。终康熙一朝密奏者只有百余人。而雍正朝却多达一千一百多名，逐步扩大到各省督抚、藩、臬、提、镇等。何等官职才有资格密奏，谁也说不清。与其说依品级，不如说视与皇帝的关系而定。到了雍正后期，甚至连知府、同知副将等一些微职也可特许准奏。

　　上密折是特权，有权力就有义务，臣子们在洋洋得意于自己恩宠的同时，不知不觉中把前程也付之于这一奏折了。奏折的内容千殊万别，上自军国重务，下至身边琐事，无所不包。雍正朝的密折不但用来陈事，还用来荐人。于官员的登用、陟黜极为留意，他曾一再透露："朕惟治天下之道，首重用人。"雍正考察地方的吏治，着重点是对地方的官吏的检查。他给官员授权，允许越境奏事;可以越级监视，上下牵制，这种方法使雍正了解了很多的情况。诸如地方政事的好坏，官员中谁认真负责，谁搪塞敷衍。也使为官者人人震慑，不敢轻蹈法网。但是，雍正很讲究体制，他不允许下级超越职权。他一再告诫臣子：“今许汝密折奏事，切毋籍此挟制上司，而失属官之体。”

　　密折作为君臣间的私人通讯，可以无话不谈;臣下献议，皇帝先睹为快，可以通达下情，直接批上自己的意见;国家有所兴荣，臣下有不同看法，也可以婉转谏劝。奏折制只是一种文书制度。它虽是无形的，但比之某个官衙的设置所产生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一般的衙门的兴废。杨启樵先生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中认为：密折制是雍正推行专制政治的有效手段。之一，皇帝可以直接处理庶务，强化其权利;之二，有效地控制了官员，使他们互相牵制，效忠于皇上。密折制度牵涉到君臣间的权力的分配，是官僚政治的重大改革。

　　(3)情报网的由来

　　在雍正朝每一个具有奏折资格的人都有权向皇帝密告自己的同僚、下级甚至上司;同时在他监视别人的过程中，自己也被置于别人的监视中。雍正并不忌讳谈到告密，他标榜自己“朕励精图治，耳目甚广”。从现存的资料分析得知，他的耳目触角遍及全国各地。有以奏折制度为依托的明线，又有由特工所织成的若干暗线。一切都是无形的却又很制度化。其情报网组织的人员，一为科道言官和写奏折的官员;二为雍正所培养的一批御前侍卫;三为通过各种渠道推荐给各省督抚的书记、长随等。

　　探究雍正情报网的设立，起因有三端：一是政体上的原因。清代以族国立制，皇帝是臣子的最高主子。家臣效忠主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官员以取得与皇帝进行私人通信的资格为荣。二是受当时的政治形势所迫，这是直接的原因。康熙朝的储位之争在雍正初年的延续，造成了雍正了解民间动向的迫切性，也增加了他严格控制官僚们思想行为的自觉性。三可说是集权的需要，这是最本质的原因。杨启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中指出：“君主专政时代，人君深居九重，与外界隔阂，政事则委诸大臣，但又恐所托非人，为非作歹，贻误苍生，甚或生觊觎之心，危及江山，因此不得不广布耳目，以周知庶务，通达下情。”按照他的观点，高高在上的皇帝并非高枕无忧。在他们的潜意识中都有一种危机感，生怕臣子不忠，生怕佞臣篡权，对每一点星星之火都要防微杜渐，随时扑灭，以免失去控制，形成燎原之势。历代的特务机关都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诸如 “诏狱”、“大谁何”、“丽竟门”、“不良人”、“侍卫司狱”、“内军巡院”等。最有名的当推明代的“厂卫”，其荼毒臣民的残酷和恐怖令人谈虎色变。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公开的任用特务，不得人心，且目标太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下情不能不周知，耳目不能没有。有此殷鉴，雍正所建立的情报网才有更多的创意。

　　雍正情报网监控的主要对象是臣子。雍正以为用人得宜则地方获治，此乃敷政宁人的根本。所在，他有一个基本信念，那就是对官员要不时体访，防其改节。他的用人政策有三个要旨：广采舆论、时加访察和乾纲独断。以广东省的官箴为例，略见一斑。广州提督王绍绪系宠臣鄂尔泰所荐，雍正也曾予以“明敏稳妥”的考语，但他疑惑王绍绪“偏于养柔，恐不能克胜现任”，因此命广州将军石礼哈"留心探听，便中据实奏闻"。石礼哈对王绍绪不错，说他：“ 念念不忘圣恩，志洁行清，勤于办事”。雍正仍不放心，再向两广总督孔毓、署理广东巡抚傅泰调查，直到再一次证实王绍绪操守极好，这才罢休。为了一名提督的任用，他不惜劳动众人。又如傅泰，不但监视王绍绪，还访察过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广东按察使娄俨。照此说傅泰所得的宠信应该是很高的，但是，傅泰又何尝不受他人监视?从《朱批谕旨》可知，王士俊和广东总督郝玉麟都负有密报傅泰行止的使命。由此，一省大小官员均在互相监督之中。将军和总督可以密报提督、巡抚;提督、巡抚对总督，也要按皇帝的要求提供所需要的情报。章学诚在研究《朱批谕旨》时说：“彼时以督抚之威严，至不能弹一执法县令、詈误之吏，但使操持可信，大吏虽欲挤之死，而皇览能烛其微。愚尝读《朱批谕旨》，而叹当时清节孤直之臣遭逢如此，虽使感激杀身，亦不足为报也。”所叹正是封建政治尊卑统属，督察参劾均有定制，而雍正却随心所欲地混乱上下次序。一方面皇权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巩固，另一方面臣子们却处在被愚弄的境地中。

　　雍正的耳目还有一类是发往督抚处试用后补的侍卫，如雍正曾派遣十个御前侍卫到川陕总督年羹尧处学习军事。这些侍卫赋有了解该地官民情况的职责，同时身负监视封疆大吏行止的密务，应该随时随地向皇帝密报年羹尧的表现。不曾料他们被年羹尧恩威并重收买下来，给雍正的密折中充满了对年羹尧肉麻的吹捧。做皇帝的得不到任何真实情况，非常恼火。当年羹尧获罪时，他在给侍卫的朱批中连斥"卑鄙"令他们不必再回京。

　　在文人笔记和小说中，有许多对密访人员的记载和描写。有些情况因资料本身语焉不详已弄不清楚了，但有一批人在为雍正干密访的勾当则是千真万确的。赵翼在《檐曝杂记》中述及：官僚王云锦元旦在家里与亲朋好友打叶子牌，不知怎么丢了一张。第二天上朝，雍正询问他新年假期做了些什么。他从实回奏，雍正点头称是，说他细事不欺君，不愧为状元郎，随手从袖中把那张丢失的叶子牌掏了出来。王云锦惊骇有加五体投地。这样的说法近乎演义，不实的成分很多，但是雍正用耳目以获取真实情况却是事实。

　　有一利必有一弊。雍正要求亲信和非亲信、了解或不甚了解的官员都互相监督。文员武弁、上下级之间、中央派员和地方官员交互进行。文武不同途，这样互察已出了正常的范围。上级监督下级，本是应有职责;但密访密奏，不是正常考核。特别是下级汇报上级、属员汇报主官更是极不正常。这种不正常的手段必然会招致朝臣们的非议。雍正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原监察御史谢世济和伯爵钦拜就大声疾呼取消密折制，他们声泪俱下历数密报的弊端：“小人多以此说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相忌，君臣相疑。”他们在《论开言路之疏》中提出：“欲收开言路之利，且先除开言路之弊。”尽管，新一代君主乾隆对于他们的发难不以为然，继续把密折当作法宝相袭相沿。然而，这位新皇帝对于那种训练特务、派遣耳目的手段也感到过于凶残了。为了替父亲重塑形象，掩盖其败政;更为了给自己留下好的口碑，从此他再没有大张旗鼓地强调要强化情报网、并重用那些专事密报的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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