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是明代中叶之后赋役方面的一项重要改革。初名条编，又名类编法、明编法、总编法等。后“编”又作“鞭”，间或用“边”。主要是总括一县之赋役，悉并为一条。即先将赋和役分别合并，再通将一省丁银均一省徭役;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最后将役银与赋银合并征收。代表了16世纪明代管理者试图获得一种理想状态的各种努力：徭役完全取消;里甲体系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实质含义上都不再存在;任何残留的人头税都将并入田赋之中。而纳税人可以通过分期支付单一的、固定的白银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
应当说，“一条鞭法”并非是张居正执政期间首创。它是从嘉靖九年(1530)开始，在赋役繁重的南直隶(约今江苏、安徽)和浙江省，其次为江西、福建、广东和广西等地试行，但这时也只限于某些府、州、县，并未普遍实行。由于赋役改革触及官绅地主的经济利益，阻力较大，在开始时期进展较慢，由嘉靖四十年至穆宗隆庆(1567～1572)的十多年间始逐渐推广。直到万历初首辅张居正执政时期，经过大规模清丈，才在全国范围推行，进展比较迅速。所以后人大多把推行“一条鞭法”的功劳都计算到张居正头上，其实并非他一人业绩。
不过，为了我们讨论方便，以下我们都简称之为张居正“一条鞭法”，毕竟他是推行这项政策的主要功勋者，这绝不是抹杀前人功劳，而仅仅是为行文方便而已，特此说明。
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在当时来说确实是必要的。我们知道，“苛捐杂税”自古以来便是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到明代时，全国的苛捐杂税已不下千种。它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是：农民不堪重负，逃亡奔命，造成国家失去大量纳税户，田赋收入也随之减少;国家财力分散，扰乱分配秩序，终致国家财政陷入危机;削弱中央集权，助长地方势力膨胀。“苛捐杂税”使人民长期处在赋税徭役负担沉重的境况里，民不聊生。
据有关资料显示，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尚有田土8577623余顷，1065余万户，6054余万口。而从洪熙元年(1425年)起，全国田土却一直只有400余成顷，990余万户，5000余万口。短短几十年时间，田土减少400余万顷，户减近百万，口减千余万。除册文讹误、豪强欺隐之外，农民逃亡，“今天下赋敛横流，徭役山压。加以彼旱此涝，收田之人，不足以缓公府之追求，唯有破家去产而已”造成的“田地荒芜”以及“流徙死亡”，应该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此情此景，再不进行赋役改革，将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张居正在执政期间，开始大力推行“一条鞭法”。其做法的：“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 先将赋和役分别合并，再通将一省丁银均一省徭役;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最后将役银与赋银合并征收。简化了赋役制度，将征收种类由繁杂转向简单。
《金瓶梅》第九十二回，西门庆死后，陈经济缺了约束，娶窑姐回家，度用不够，就敲诈已改嫁李衙内的孟玉楼。孟玉楼也不是善茬，将计就计，约定半夜在府衙后墙交付“库内拿的二百两赃罚银子”。谁料埋伏了一批差役，现场人赃俱获，陈经济偷鸡不着，反被收监。此事发生在严州府，府衙有个徐知府。徐知府对陈经济如何判罚姑且不论，专说府衙里围绕老徐打转的一大帮子公人，计有李通判之类官员、库人(国库管理员)、皂隶(衙门差役)、狱卒、快手(专管缉捕的差役)等等官差、兵差。这些属官和衙吏，是要发人头工资的。
在张居正一条鞭法实施前，明朝政府使用的官差、兵差等，按照政策要求由民户子弟服役，不准花钱代役。这其中包括公堂上听从使唤的直厅皂隶，负责官员饮食起居的跟随或服侍皂隶，还有狱卒、门子、斗级(粮仓管理员)，运送税粮的解户，征收商税的巡栏，给机关和学校做饭的斋夫、膳夫，维稳的弓兵、民壮(类似今日武警和民兵)，服务于驿站的马夫、水夫、铺兵等。嘉靖年间，一条鞭法推行，有钱人开始有福了，可以将差役折成银两缴给政府，于是有钱人免役了。
政府收取的差役费数额多大?举几个例子。保安州属于北直隶，人口少，很差钱，万历十二年官差、兵差费银907.315两。据《保安州乡土志》，万历六年保安州有772户6445人，万历十三年有996户4628人，人口总体呈下降趋势，姑且估测万历十二年人口在5000人左右，则官差、兵差人均费银0 。2两左右。再看崇祯年间，广平府永年县的均徭役费8582两，民壮役费5054两，驿传役费16986两，合计30622两。《明史》记载，崇祯之前的万历六年，广平府有31420户264898人，考虑到崇祯当政时期大旱不断、瘟疫暴发、内忧外患，以至十室九空，姑且测算为13万人左右。广平府下辖9县，因永年县为府治所在地，相对其他各县人口更密集，估计为2万人，则人均官差、兵差费银1.5两。万历时期广平府成安县的均徭役费是8247两，民壮役费1289两，驿传役费2733两，合计12269两，人均官差、兵差费银亦达1两(资料来自崇祯《永年县志》、万历《成安邑乘》等)。
对比一下万历十二年保安州部分差役每年领取的工食银，库役才14.4两，禁卒才7.1两。有人估算明朝1两银子折合今天200-600元人民币，即使以最低200元计算，那么无论是万历还是崇祯年间，百姓负担的差役费实在不低。而且，相当多数贫民，根本无法以银代役，只能直接上岗，免费为政府服务。如果加上该部分成本，则明朝百姓负担的差役费用沉重得让人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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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在一条鞭法实施以前，明朝传统的赋役制度是将赋和役分开征调的。赋以田为对象，分成夏税和秋粮，向田主征收;役的对象是人丁，官府需要力役时，按户出丁，轮流应役。官府分别把每户的田地和户口，记录在鱼鳞图册和黄册上，作为征调赋役的依据。随着土地兼并的扩展，户丁逃亡，田地隐匿，使得这两个文册的记载十分混乱和失真。那些善于隐产瞒丁的富户，和享有优免权的权贵，“地连阡陌，而欺隐无税”，贫苦农民往往产去而税存，弊端百出。统治者在田赋以外加派的贡品，对户丁的任意役使更是数不胜数。这样苛重的剥削和混乱不堪的赋税制度，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迫使农民“甘愿抛荒田产，避役四方”，或者“逃亡山林，转为盗贼”，使得阶级矛盾日益加剧，国家税源枯竭，人丁短缺。到嘉靖、隆庆年间，可收租赋的田地日渐减少。公元1571年(隆庆五年)的征赋地比公元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减少近一半，户丁的流亡也相当严重，这对封建政权来说，是个很大的危机。为了稳定统治，减少财政损失，必须重新清查土地、户口，改革赋役制度。地主阶级中一些有作为的官吏，也为此作出许多努力。
公元1539年，应天巡抚欧阳铎和苏州知府王仪，提出“以田为母，以户为子”的办法办理赋役。后来相继有人提出“纲银”和“一串铃”的办法。按照《明史·食货志》的说法，纲银就是把民间应役岁费，丁四粮六总征，易知而不繁，就像网之有纲一样。一串铃则是一种伙收分解的办法。这都是一条鞭法的先导。
嘉靖末年，经海瑞、庞尚鹏在江南地区大力推行，才逐渐推广开来。公元1581年在明代着名政治家张居正主持之下，在全国实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具体内容是：通计一个州县的赋役，量地计丁，丁粮全部交官。一年中所需的力役，由官府佥募，付给工食费用。其他杂税土贡等也与税粮合为一条，计亩征银，由官府折办。这就是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现在看来简单，但在当时却是一项重大改革。力役从按户丁签派，改为赋役合一，一律按亩征收银两，户丁只要出钱就可以免除力役。这无异于从实际上取消了力役，从而削弱了人身依附的关系，开始有了一定限度的人身自由，有利于商人、农民、雇工的谋生活动。由于银两可以用来代替实物，缴纳赋税，这就改变了征收实物税的旧制，扩大了银两的流通范围。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刺激的作用。同时，在一条鞭法实行的初期，把一切苛捐杂税归并成一种，简化了征收的手续，减少了官吏从中舞弊的机会，改变了某些赋役不均的弊病，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所以一条鞭法的实施，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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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1 两税法、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的比较
两税法、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都是中国古代史上重要的赋役制度。三者的实施在中国赋役制度的演变史上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同时三者在内容和形式上也存在着继承性,因此在命题上有深度可挖。下面,本文拟从产生、内容、意义以及相互联系等方面对三者略做简要的叙述和分析,希望对同学们学习中国古代史有所帮助。
两税法,是唐代后期的赋役制度。唐初所行制度基本上沿用隋制。在土地与赋役制度上,唐初继承了北魏开始至隋朝的均田制和与均田制配套的租庸调制。后来,武则天至玄宗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均田制遭到极大破坏,这样就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脱离户籍到处流亡。安史之乱后,这一情况更加严重,实际上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按丁征收赋税的租庸调制也已无法执行下去。这种状况使国家财政收入大为减少,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朝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结果一切努力均告失败并造成了赋税制度的进一步混乱,唐朝财政面临崩溃。唐德宗即位后,宰相杨炎建议改革赋税制度。建中元年(780年)唐朝政府颁布两税令,实施两税法。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①取消租庸调及一切杂役杂税。②不分主户、客户(外来户),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即算当地人。一律上籍征税。③不再按丁征税,改为按资产和田亩征税,根据资产定出户等,按户等征收户税,先“定税计钱”,再“折钱纳物”;按田亩数量征收地税。④每年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不得超过六月,秋税不得超过十一月(故称两税法)。⑤无固定住处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的一定比例征税。
两税法是中国古代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赋税制度改革:一、两税法将唐中期以来名目繁多的杂税统一为户税和地税两种,并规定“此外敛者,以枉法论”,这样既简化了征税名目,又可使赋税相对稳定,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从制度上杜绝了官吏从中作弊乱摊派的可能,使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二、两税法规定贵族、官僚、客户、商人都要交税,这就扩大了税源(这也是制定两税法的目的之一),此外客户纳税,反映了其地位由非法到合法及其人身依附关系的相对减轻。三、把原来按丁征税转入按贫富征税,立法原则较为公平,很显然比租庸调制一律按丁征税合理。这些做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税集中在贫苦农民身上的赋役负担不均的不合理状况,对改善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广大贫苦农民的生产生活是有积极作用的,总之两税法是与当时土地高度集中以及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相适应的,是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和进步。同时这次改革反映了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即收税标准以人丁为主向以土地为主的转变,奠定了唐后期到明代中叶赋税制度的基础。
一条鞭法,又称“一条编法”,是明代中期的赋税制度。明朝中期,在镇压了农民起义之后,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并且在继续发展。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旨在挽救明朝统治的张居正改革。明初的赋役制度是赋和役分别征收的,赋以土地为对象征收,按田亩计算;役以人为对象征收,分为按丁和按户征收两种。在征收内容上主要是征收实物和劳役。这种赋役制度在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当时是比较合理的。但到明朝中期时社会经济状况有所变化,一方面大量田地迅速向地主手中集中,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在迅速发展。于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土地管理体制的变化,一条鞭法应运而生。
其实早在嘉靖十年(1531年)在江浙、福建、广东等地区就出现了一条鞭法,以后“屡行屡止”。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在清丈全国土地的基础上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①把一切征项包括田赋、徭役、杂税等合并起来编为一条征收,化繁为简;②把过去按丁、户征收的力役改为折银征收,称为户丁银,户丁银摊入田赋中征收。需要注意的是一条鞭法还没有把力役全部摊入田赋,只是部分摊入;③“一概征银”,无论田赋或力役一律折银缴纳,差役由政府雇人充当。
一条鞭法是介于“两税法”与摊丁入亩之间的赋役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赋役制度的演变中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将力役部分摊入田赋,加强了力役由户丁转向土地的趋势。同时,折银制度和雇役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此外由于赋税折银征收对货币地租的产生和部分农产品的商品化起了促进作用,从而更加繁荣了城乡经济。总之,一条鞭法在中国赋役制度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上承唐宋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摊丁入亩。改变了历代赋与役平行的征收形式,统一了役法,简化了赋役制度,标志着赋税由实物为主向货币为主、征收种类由繁杂向简单的转变。
摊丁入亩,又称地丁合一,是清朝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出现的一次重大的赋税制度的改革。清初的赋役制度承袭明代的一条鞭法,但实行的不够彻底和普遍,丁银和田赋仍是两个税目。随着土地兼并的进一步发展,穷丁、无地之丁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按丁征收丁银,贫苦农民就会无力承受,这不仅使国家征收丁税失去保证,还会由于农民畏惧丁税流亡迁徙、隐匿户口等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明末清初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丁随地派、均丁于地”的赋役改革。后来清廷也开始对赋役制度进行改革,改革基本上分为两步:一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新增人丁,不再加收丁税。由于丁银额数固定化,农民的负担相对减轻,这样既减少贫民逃亡,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为日后的“摊丁入亩”造了有利条件。第二步即实行地丁合一。这种办法先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广东、四川等省试行,这些省份将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统一的“地丁钱银”,此后在一些地区逐渐推广。雍正帝继续并完成了康熙帝开始的赋役制度改革,雍正元年即1723年,雍正帝下令以雍正二年为始,在各省普遍推行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是一条鞭法的延续和发展,实行也比较彻底。它最终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人丁地亩的双重征税标准,使赋役一元化。自改革后,原来独立的丁税已不存在,丁随地起,田多丁税多,田少丁税少,无田无丁税,从而调整了国家、地主和自耕农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消除了“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民地无立锥,反多徭役”的状况。据记载,我国自西汉至清初,每次人口统计数字最多时在五六千万之间,这显然是人口不实的缘故。地丁合一后,人口数字急剧增加。乾隆十四年(1794年)为一亿七千万,嘉庆十七年(1812年),为三亿六千万,这显然与实行地丁合一之后,人丁负担从法律意义上说取消了是有密切联系的。另外,摊丁入亩的推广导致与古代赋役制度相联系的人丁编审制度失去意义,农民不再被强制束缚在土地上,大量剩余劳动力可以流动,佣工、经商、从事手工业等,这显然对商品经济的活跃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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