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简介：辛酉政变又称“北京政变”，是发生在1861年的一起重大政治事件。清文宗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1860年9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京城震动。咸丰皇帝急忙带着他的皇后钮祜禄氏(后来的慈安太后)和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后来的慈禧太后)以及一班亲信，逃亡到热河去，由恭亲王奕留下来向侵略者求和。奕费尽周折，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因此得到侵略者的欢心。当时清政府的实权并不掌握在奕手里，而是掌握在跟随咸丰逃往热河的载垣、端华、肃顺等一班人手里，这些人将奕视为自己的政敌，千方百计地排挤他，不让他随驾到热河。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8月，咸丰在签订《北京条约》后不久就病死了，他唯一的儿子6岁的载淳即位。年号定为“祺祥”。遗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大学士肃顺，驸马景寿，还有原来的五个军机大臣中的四个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8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辅佐年幼的载淳。咸丰临终前，又将自己刻有“御赏”和“同道堂”的两枚御印,分别赐给了皇后和懿贵妃，并颁诏说，此后新皇帝所颁的一切诏书，都要印有这两枚御印才能有效。
载淳继位后，尊先帝皇后钮祜禄氏为慈安太后，尊自己的生母懿贵妃为慈禧太后。载淳的母亲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是个阴险、贪权、又野心勃勃的女人，她刚刚坐上圣母皇太后的宝座，就迫不及待地揽权。慈禧先让人建议，因为皇帝年幼，无法处理朝政，所以要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是要掌握实权。她明目张胆的要权行为自然而然遭到了辅政八大臣的坚决抵制，载垣等以“本朝未有皇太后垂帘”的理由加以反对。
虽然两宫太后掌握着咸丰所赐的两枚印章，在政治上与八大臣势均力敌，但由于当时的热河行宫全部都是辅政八大臣的势力，慈禧费尽心思也未能得逞，只好虚与委蛇，暂时向八大臣妥协，但她始终也没放弃垂帘听政的想法。正好慈安太后对肃顺等人的所做所为也是极不赞成，慈禧于是串通了慈安，并且使用苦肉计，将自己的心腹发回北京，与恭亲王奕串通。
奕是咸丰的亲弟弟，为人机智、练达，很有才干，相比之下，身为皇帝的咸丰却显得平庸无能，这就招来了咸丰帝的猜忌，因此，咸丰在政治上疏远奕，重用肃顺等人。奕虽贵为亲王，但却没有什么实权，处处受到肃顺等人的排挤。咸丰逃亡热河，命令奕留在北京与侵略者议和，一同留下的还有军机大臣文祥。文祥因为与奕关系较好，也受到肃顺等人的排挤，不准他随同前往热河。后来的八个辅政大臣中，有四个是军机大臣，只有文祥除外。所以，奕和文祥对肃顺等人恨之入骨，不除不快。正是基于这些，在接到两宫太后的求援信号后，奕和文祥决定要帮助两宫太后除掉辅政八大臣。
辛酉政变成功的原因：辛酉政变是1861年(咸丰十一年)咸丰帝病死后，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的一次宫廷政变。打倒了顾命八大臣势力。为赞襄政务大臣(又称顾命八大臣)，辅弼皇太子载淳为帝，总摄朝政，以时在夏历辛酉年得名。又因改变其祺祥年号而称“祺祥政变”，亦称“北京政变”。
“辛酉政变”取胜的直接原因是：
第一，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抓住并利用官民对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强烈愤怒，对“承德集团”不顾民族、国家危亡而逃到避暑山庄的极大不满，把全部历史责任都加到顾命八大臣头上。也把咸丰皇帝到承德的责任加到他们头上。从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争取了官心、军心、旗心、民心，顾命八大臣则成了替罪羊。
第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利用了顾命大臣对慈禧与奕炘的力量估计过低而产生的麻痹思想，又利用了帝后虽是孤儿寡母，却掌握“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顾命大臣虽可拟旨不加盖这两枚印章却不能生效，两宫太后与奕炘可由大臣拟旨加盖这两枚印章便能生效的有利条件。
第三，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没有随大行皇帝灵柩同行，摆脱了顾命大臣的控制与监视，并从间道提前返回，利用自农历7月17日咸丰皇帝逝世，到咸丰皇帝灵柩运到皇宫，其间有七十四天的充分时间，进行政变准备。原定农历9月23日起灵驾，29日到京，因下雨道路泥泞，而迟至9月3 日到京，比原计划晚了四天。而两宫太后于29日到京，30日政变，时间整整差了三天。这为她们准备政变提供了时间与空间，打了一个时间差与空间差。
第四，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清楚地意识到并预感到：这是他们生死存亡的历史关键时刻，惟一的出路就是拼个鱼死网破。慈禧曾风闻咸丰皇帝生前肃顺等建议他仿照汉武帝杀其母留其子的“钩弋夫人”故事，免得日后皇太后专权。这个故事，《汉书·外戚传上》记载：汉武帝宠幸钩弋夫人赵婕妤，欲立其子，以“年稚母少，恐女主颛恣乱国家”。赵婕妤遭汉武帝谴责而死。汉武帝临终前，立赵婕妤子为皇太子，以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少主，是为汉昭帝。但是，咸丰皇帝没有像汉武帝那样做，而是用“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来平衡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之间的关系，并加以控制。结果，这两枚印章被两宫太后所利用，打破了初始的权力平衡结构。
“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大的冲突，表现了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的聪明才智。它的重大结果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经过“辛酉政变”，否定“赞襄政务”大臣，而由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这是重大的改制。“辛酉政变”后，恭亲王奕为议政王，这是当年睿亲王多尔衮辅政的再现。但有一点不同：既由帝胤贵族担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又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样皇权出现二元：议政王奕总揽朝政，皇太后总裁懿定。这个体制最大的特征是皇太后与奕联合主政，后来逐渐演变为慈禧独揽朝政的局面。随之产生一个制度：领班军机大臣由亲贵担任，军机大臣有满族两人、汉族两人。在清朝同治时期，大体维持了这种五人的军机结构局面。
“辛酉政变”就满洲贵族而言，主要是宗室贵族同帝胤贵族的矛盾与拼杀。两宫皇太后特别是慈禧皇太后，主要利用和依靠帝胤贵族，打击宗室贵族，取得了胜利。
同治皇帝在辛酉政变后，内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外有议政王奕主政，从而开始了“同治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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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辛酉政变的过程：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帝在英法联军的逼迫下，于咸丰十年(1860)八月八日北逃热河(今承德市)。路上且走且停，走了8天，于八月十六日抵达热河行宫。咸丰帝身体本来羸弱，加之京城失守，北逃热河，心情更加郁闷。虽千方百计寻欢作乐，也解不了心头的烦恼，病情愈来愈重。不到一年，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在热河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撒手人寰。
公元1861年农历7月：
16日，咸丰皇帝死。他临终前做了三件事：一，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命御前大臣载垣、瑞华、景寿，大学士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八大臣控制了政局。三，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慈禧掌管)。顾命大臣拟旨后要盖“御赏”和“同道堂”印章。八大臣同两宫太后发生矛盾。
18日，大行皇帝入殓后，以同治皇帝名义，尊孝贞皇后为皇太后即母后皇太后，尊懿贵妃为孝钦皇太后即圣母皇太后。
公元1861年农历8月：
1日，恭亲王奕获准赶到承德避暑山庄叩谒咸丰皇帝的梓宫。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载：相传奕化妆成萨满，在行宫见了两宫皇太后，密定计，旋返京，做部署。奕获准同两宫太后会面约两个小时。奕在热河滞留六天，尽量在肃顺等面前表现出平和的姿态，麻痹了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炘，破釜沉舟，死中求生，睿智果断，抢夺先机，外柔内刚，配合默契。恭亲王奕同两宫太后密商决策与步骤后，返回北京，准备政变。此时，咸丰皇帝刚驾崩十三天。
2日，醇郡王奕缮为正黄旗汉军都统，掌握了实际的军事权力。
6日，御史董元醇上请太后权理朝政、简亲王一、二人辅弼的奏折。
辛酉政变又称“北京政变”，是发生在1861年的一起重大政治事件。
1860年9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京城震动。咸丰皇帝急忙带着他的宠妃那拉氏(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和一班亲信，逃亡到热河去，由恭亲王奕欣(咸丰的弟弟)留下来向侵略者求和。奕欣对侵略者有求必应，最后签订了屈辱的《北京条约》，因此得到侵略者的欢心。当时清政府的实权并不掌握在奕欣手里，而是掌握在跟随咸丰逃往热河的载垣、端华、肃顺等一班人手里，这些人对侵略者还有顾忌，因此被侵略者看作讨厌的障碍。
1861年8月咸丰在热河病死，由他6岁的儿子载淳即位。遗命端华、载垣、肃顺等8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年幼的皇太子载淳。载淳的母亲那位氏，这时才26岁，被尊为慈禧太后。慈禧是个阴险、贪权的女人。她很快就和留在北京的奕欣勾结起来，并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企图趁儿子年幼，篡夺最高统治权。
慈禧先让人建议，由她“垂帘听政”，实际上是由她掌握实权。但是载垣等一班老臣，以“本朝未有皇太后垂帘”的理由加以反对，使她的阴谋未能得逞。10月，奕欣和英国侵略者密谋后，借“奔丧”的名义赶到热河，和慈禧商议回北京去发动政变。奕欣回到北京后，笼络驻扎在京、津一带掌握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作好了政变的准备。
在从承德回北京时，慈禧让肃顺护送咸丰的梓宫走大路;
她和载垣、端华由小路提前4天到北京。11月1日刚到北京，第二天一早就发动了政变，宣布解除了肃顺等人的职务，当场逮捕了载垣、端华;并派人去路上逮捕肃顺。不久(8日)，慈禧发布上谕，否认咸丰遗诏，下令将肃顺斩首;让载垣、端华自尽;另外五大臣则被革职或充军。八大臣的第一个重要罪状就是“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也等于向侵略者表示，她是“尽心和议”的卖国贼。接着(11日)宣布废除八大臣原拟的祺祥年号，改明年(1862年)为“同治”元年，表示东、西二太后共同治理朝政。慈禧之号也是从这时开始使用的。这一年正好是辛酉年，故又称“辛酉政变”。而发生此事的地点又在北京，故又称“北京政变”。
从此，慈禧作为中外反动势力勾结的产物和他们的代表，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了47年的罪恶统治。她上台的第一桩罪行，就是“借师助剿”，和外国侵略者共同血腥镇压了著名的太平天国革命。中国历史上许多不平等条约如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都是在她统治时期与外国签订的。她的篡政和统治，使近代中国蒙受了无穷无尽的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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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清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崩于热河行宫，遗命以六岁的皇长子载淳继位，并派怡亲王载垣等八人，“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不满肃顺等人的跋扈专擅，与顾命大臣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发生矛盾。与恭亲王奕訢携手发动了“辛酉政变”，于是“顾命”体制变为“垂帘”体制。那么，究竟谁是这次政变的主谋，是慈禧吗?还是另有其人?
清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崩于热河行宫，遗命以六岁的皇长子载淳继位，并派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额驸景寿、协办大学士肃顺、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吏部左待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卜寺少卿焦佑瀛总共八人，“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这就是清朝家法中的“顾命”制度。慈安太后和载淳的生母慈禧太后不甘大权旁落和扼喉之忧的处境，不满肃顺等人的跋扈专擅，与顾命大臣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发生矛盾。
八月初一日，文宗异母弟恭亲王奕訢至热河值殷奠叩谒梓宫，慈安、慈禧以叙家常为名召见，密商合力对付肃顺。九月三十日，两太后召见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贾祯和军机大臣文祥等，控诉顾命大臣，正试提出垂帘听政，恭亲王遂奉旨派亲兵突然抓捕了载垣和端华。同时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宣奉旨前往途中拿问肃顺，押解来京。十月初一日，上谕授恭亲王为“议政王”，并掌管军机处，以后又受命为内务府大臣，并赏食双棒，以示优礼。户部左侍郎文祥、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鸿胪寺少卿曹毓英在军机大臣上见习行走。十月初六日，上谕赐令载垣、端华自尽，斩决肃顺，其余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五人被解任。党援形迹最密者吏部尚书陈孚恩流放新疆，资财被查抄;踪迹最密者黄宗汉被革职，永不叙用;外间有烦言者侍郎刘昆、成琦、太卜寺少卿德克律太、候补京堂富绩也被革职。
十月二十六日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遵旨会议皇太后亲理大政事宜，并且将皇太后的权力用垂帘章程固定下来。使得两宫太后实际上代行皇帝的全部权力。十一月初一日在养心殿举行垂帘听政大典，于是“顾命”体制变为“垂帘”体制，两宫太后临朝称制于上，恭亲王总揽全局于下。从咸丰皇帝去世到实现垂帘听政，共经过103天。是为震惊中外的辛酉政变。
对于辛酉政变，一种观点认为，辛酉政变并非偶然事件，它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它起因于文宗与恭亲王的兄弟失和，而这又导致肃顺得宠及恭亲王被摒弃于顾命大臣行列之外，两宫太后与顾命大臣为争夺最高统治权而引起围绕“顾命”体制和“垂帘”体制之争，以御史董元醇条奏垂帘听政一事为导火索，终于酿成事变。事变标志着统治阶级最高层互相之间的公开倾轧和斗争的白热化。同时，慈禧太后是“辛酉政变”的最大受益者，这一政变的成功使她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并据此一举夺得国家最高权力，并从此实际统治中国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因此，学术界通常把“辛酉政变”看作是慈禧在咸丰帝死后主谋或与奕訢合谋策动的。
陈潮则对这一看法提出质疑，认为政变主谋并非慈禧，而是当时受到国内外广泛支持的奕訢集团。辛酉政变是清廷权力失衡的必然结果，慈禧通过政变上台却是历史的偶然。其理由包括：其一，毋庸置疑，军队对政变的成功起了决定性作用。对此次政变作军事部署的是钦差大臣、兵部侍郎胜保，他在京城拥有最雄厚的军事力量。虽然胜保在道光朝已官至内阁学士，以后又几经升降，但他与作为内妾的那拉氏却没有也无从交往，更不见胜保的军事部署有慈禧的参与。胜保之所以在政变中决定性地站到了慈禧和奕訢的一边，一是因为他在咸丰帝逃亡热河前夕已与肃顺一伙结为仇敌，二是由于他与奕訢过从甚密，配合默契。据翁同龢9月16日的日记记载：“闻恭邸(奕訢)回京，又闻胜克斋(胜保)到京”，又据《热河密札》记载：“此公(胜保)十五日到，不卜如何措施，在城想见著邸堂(奕訢)，一切自己尽悉。”由此可见，9月16日胜保带兵抵京后，有足够时间，并完全可能与刚从热河返回的奕訢会面密谋。如果说胜保的军事行动有合谋者，则亦当是奕訢，而且在其径自带兵到京之后才得逞。9月16日以后，胜保进一步布兵要隘，他也随之直奔热河，以“留虎豹在山”，待机行事。所有这些，显然又未经慈禧的策划和参与。既然没有证据表明慈禧参与策划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行动，那么慈禧策动政变之说就显得缺乏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