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被处死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湖南浏阳人。字复生，号壮飞。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少时博览群书，好读西方自然科学书籍。甲午战争后，愤中国积弱不振，在浏阳倡立算学馆，开湖南维新风气之先。遍历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吸收新学知识。1896年入资为江苏候补知府，在南京候缺，著《仁学》。

　　1897年，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设立时务学堂、筹办内河轮船、开矿、修铁路等新政。次年，又倡设南学会，办《湘报》，宣传变法，抨击旧政，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8月，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荐，被征入京。9月5日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变法。9月21日，慈禧发动戊戌政变。25日被捕，28日与林旭等六人遇害。临刑绝命词有：“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被公推为戊戌六君子之首。所著《仁学》，杂糅儒、释、道、墨各家和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社会经济学说，形成了独特的哲学体系，书中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纲常名教”，宣传“君末民本”的民权思想，从世界的不断变易中论证其改革社会制度的政治理想。能诗，风格雄健，富有爱国精神。著作编入《谭嗣同全集》。戊戌六君子年龄：谭嗣同34岁，康广仁32岁，林旭24岁，杨深秀50岁，杨锐42岁，刘光第4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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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戊戌六君子，一般把他们称为“康党”，因触及以慈禧为首的满洲贵族利益而被害。实际上，在六君子之中，至少有一位绝不是“康党”，而是一位封疆大吏安插在北京的密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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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杨锐。顶头上司，就是——张之洞。

　　当年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就曾明确指出，杨锐与张之洞之间存在亲密关系。他说：“张有子在京师，而京师事不托之子，而托之君(杨锐)，张于京师消息，一切藉君，有所考察，皆托之于君，书电络绎，盖为张第一亲厚之弟子，而举其经济特科，而君之旅费，亦张所供养也”。

　　晚清重臣李鸿藻的孙子李宗侗也说，杨锐“后至北京遂担任文襄(张之洞)的‘坐京’。坐京者，等于民国初年之各省驻京办事处，不过后者为公开挂牌之办事处，而前者为秘密的，各省督抚皆有之”。

　　换句话说，杨锐是张之洞派到北京，专门搜集各种政治情报的密探!

　　近些年，关于这一问题，出现了最为直接的证据，就是张之洞与杨锐互相发的电报原稿。...查看更多

　　1898年清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可这个变法，像襁褓中婴儿一样，仅仅经过103天就遭到了以慈禧为顽固派势力的疯狂镇压。

　　最终光绪皇帝被囚禁，变法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海外。有六位参与变法的维新人士被残酷的杀害，他们就是“戊戌六君子”，有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和康广仁。

　　可六君子被捕时的表现各不相同。谭嗣同被捕前他本有机会脱险，但他没有走，大义凛然的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知，请嗣同始。”，在狱中他从容不迫，常在墙壁上题诗明志。临行前，他高声疾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激动的像赴宴一样。

　　林旭被捕后，泰然自若，不时微笑，要杀头时，神色也没有变化。杨深秀在狱中就写下了络线到头真不悔，未知谁复请长缨的豪迈语句。刘光弟就刑时更是淡定自若，打死也不跪。

　　世人都赞叹这四人，乃真君子也，为万世所敬佩。可有两位老兄的表现让人大跌眼镜。杨锐是张之洞安插的亲信，在变法形势严峻的时候，杨旭动摇了，感到了害怕，想抽身而退。被捕时他大呼冤枉：“我当差才5日，还没有上过一道奏折，就惨遭此横祸，我是冤鬼啊，临死前他还想向慈禧表明心迹，要申诉，可是没有等到这个机会。”

　　要说有冤死鬼，康广仁才是真的冤。他本来就反对他哥哥康有为的戊戌变法。他觉得有慈禧大权在握，毫无兵权的维新派容易致祸。被捕后他在狱中成天大喊大叫，用头撞墙：“天哪，哥哥债要用弟弟得人头来承担，又不是我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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