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会议是1927年日本田中内阁为制定侵略中国的总方针而召开的重要会议。1927年4月，日本田中义一组阁。田中义一是一个恶迹昭彰的大陆扩张主义者，他一贯主张“经营大陆”，认为“大陆扩展乃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利用中国资源是日本富强的唯一方法”。田中内阁上台后更是加速了侵华步伐。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所谓“满蒙政策”。田中在7月7日的会议上，以“训示”的形式提出了明确的侵华方针《对华政策纲领》。《纲领》确定了把“满蒙”同“中国本土”分离开来的方针，在公开发表的“纲领”中，一开头就公然将中国领土区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妄图把中国东北分割出去，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他宣称：“关于满蒙尤其是东三省”，是一个“在国防上及国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特殊地区，有“特殊的考虑”的“责任”。

　　在日本侵华史上，东方会议是一次决定“国策”的重要会议。《对华政策纲领》勾画出田中内阁企图攫取“满蒙”和武力侵华的“积极政策”的基本轮廓，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决定攫取整个东北，加快实现大陆政策。“满蒙特殊论”则成为后来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理论根据。东方会议预示着一系列重大的武力侵华行动即将展开。

　　7月25日，田中义一又向日本天皇呈奏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奏折极其露骨提出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总战略：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它为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日本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帝国存亡上必要之事也。” “此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奏折还明确提出了侵略步骤：“寓明治大帝之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既已实现，惟第三期灭亡满蒙，以及征服支那领土，使异服之南洋及亚细亚全带，无不畏我仰我鼻息之云云大业。尚未实现，此皆臣等之罪也。” 田中义一还主张对中国东北和内蒙采取“铁血主义”——武力征服的手段。

　　《田中奏折》及其侵略计划，于1929年12月被南京出版的《事实月报》杂志揭露，立即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英、美、苏等国报纸也相继予以披露。日本当权人物则矢口否认。然而，事实证明，《田中奏折》勾画了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奉为基本国策的“大陆扩张政策”的一个总蓝图，以后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发展，正是按照这一轨道而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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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有6册未经整理的原始文件，是台湾抗日志士蔡智堪后人捐赠的文物，讲述了蔡智堪揭露日本全面侵华野心的传奇故事。而蔡智堪的祖籍地就是石狮市祥芝镇赤湖村。

　　蔡智堪出生在台湾苗栗县后龙镇。石狮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蔡仁树介绍，根据丰田蔡氏族谱记载，300多年前，蔡勋随郑成功收复台湾，任左先锋，为台湾丰田蔡氏迁台始祖。蔡氏家族在台湾从事造船行商事业，经几代经营，成为苗栗望族。

　　12岁时，蔡智堪随父亲到日本求学，后来开设“蔡丰源商行”，成为东京著名的台湾富商。蔡智堪本来可以安心做富商，但是源于内心强烈的民族气节，他选择了复台反日、报效祖国的革命之路，在18岁时加入同盟会。蔡仁树介绍，蔡智堪此后一生，以台湾富商身份为掩护，从事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活动，参与的几件事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此，蔡智堪身陷囹圄，倾家荡产，却也等来了抗战的胜利和台湾的光复。

　　蔡智堪一生参与的历史事件众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向世界披露《田中奏折》。1929年2月，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刊出《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即后世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该《奏章》全文6706字，从军事行动、经济、铁路、金融、机构设置等方方面面，对全面侵华行动作了详细部署，宣称：“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虽然日本侵略者此后对《田中奏折》矢口否认，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后来的侵略行为，件件应验了《田中奏折》中提出的侵华计划。

　　《田中奏折》是日本政府于1927年底秘密召开东方会议制订的全面侵华计划，是当时日本的最高核心机密，藏于戒备森严的日本皇宫。那么，这样一份机密文件是如何泄露而公之于众的呢？

　　成功获取《田中奏折》的正是蔡智堪。蔡智堪是当时张学良的东北行辕顾问，即地下情报员，经常为张学良提供日本侵华情报。在辽宁省档案馆，目前还保留了蔡智堪与东北地方政府的来往信函。曾任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历史学者罗家伦，也曾在1953年，亲自听蔡智堪讲述获取《田中奏折》的经历。

　　1928年4月，蔡智堪利用当时的日本政党矛盾，通过重金收买，以补册工人身份，混入日本皇室书库，以两夜时间抄录完成《田中奏折》。并分数次寄到中国东北，由时任张学良秘书王家桢转交张学良，并转呈国民政府，同时设法刊登在南京和北平的相关刊物上，最早揭露了日本侵华的野心。

　　根据后来的解密档案，蔡智堪参与的历史大事还包括，揭发皇姑屯事件和万宝山事件中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淞沪会战时窃取日本海军密码电本。1937年七七事变后，蔡智堪在东京已经难以立足，于是辗转回到台湾。1940年，蔡智堪以经商为掩护，在广州珠江北岸太平南路36号宅进行抗日情报搜集工作。不料被日本军方发觉，蔡智堪被关进日本人设在台湾的监狱，全部家产被抄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25日，台湾光复，蔡智堪得以出狱，喜极若狂，大呼：“吾之复土主义，实现矣！”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蔡智堪曾以七律《台湾光复节复家日》记录当时的心境：“满腹经纶信手裁，癫狂愧乏济世才。何时应得韩欧笔，万里江山归满来。唯饮后龙一杯水，不惠公私半文钱。劝君莫话封侯事，瘦马重荷益惘然。”

　　蔡智堪出狱后，经陈立夫介绍，成为中国国民党特别党员，编号“特字第87952号”。1955年9月29日，蔡智堪病逝于台湾，蒋介石为其颁发褒扬令，于右任、严家淦等政要均送挽额、唁电致哀。

　　近日，在石狮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蔡仁树的带领下，记者来到祥芝镇赤湖村丰田蔡氏祖陵。蔡仁树介绍，在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时，蔡智堪的儿子蔡咸源曾回赤湖村祭祖。“可期奕世光祖德，咸怀忠良扶朝廷。”这是丰田蔡氏的字行排序。蔡智堪是德字辈，蔡咸源是咸字辈。在采访过程中，丰田蔡氏宗亲，对于蔡智堪这位同宗抗日英雄都无比钦佩和自豪。蔡仁树说，林则徐的一句名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可以概括蔡智堪为国事放弃家事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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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4月，日本政友会总头目、陆军大将田中义一组成新内阁，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九届内阁中最富于侵华精神的一届内阁。田中上台后，在内外政策上特别是对华政策上都作了重大调整，确定了以武力吞并东北的方针，并加紧推行其所谓的“积极政策”。但随着美国在华势力的急剧增长，日本越来越感到美国对其独霸中国构成严重威协。在这种形势下，田中认为制定新的对华方针和“满蒙政策”已成为“刻不容缓的急务”，于是急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和驻上海、天津、沈阳等地总领事等回国开会，研究解决“急务”的谋略。《田中奏折》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1927年6月的一天，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铃木贞一少佐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日本外务省次官森恪。

　　“政界与军部素无往来，但您在电话里说一定要见我，到底是什么事情呢？”铃木首先开口说。

　　“政治家不同军部真正打成一片，要解决大陆问题是很困难的。铃木少佐是‘支那通’，所以无论如何，必须与您恳切会谈。”森恪答道。

　　听了森恪的话，铃木一下子来了精神，坐直了身子问：“是不是真的要干？”

　　森恪一边点头一边说：“我想满洲的治安由日本负担，以此为中心，把一切干起来，就是说，要解决满洲问题，举凡土地问题、商租权问题、各种纠纷问题，都要从头到尾，一切加以解决。”

　　铃木略加思索后说：“解决满洲问题这样就行，但从形势来看，我的想法是应该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割出去，成为另一个地区，使日本的政治势力进入这块土地、这个地区，并使之成为东方和平的基础。这一点应当成为日本应该干的一切内治、外交、军备以及其它所有政务的政策中心。以上这些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还有很多具体的细节我还需听取河本大作和石原中佐他们的意见。”

　　森恪兴奋地一拍桌子说：“那就这么干吧！请务必把这些想法写成一个完整的方案。”

　　几天后，铃木把一份写好的方案交到森恪手中。随后他们又带着这份材料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会晤，进行磋商。吉田认为这个方案过于赤裸裸了，想要使美国无可插嘴，就必须要用“糖衣”将其包裹起来。为此他们找到了日本驻纽约总领事斋藤博，最后由斋藤执笔将其修改成一份名为《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方案。此后，吉田对元老、重臣进行游说，森恪负责内阁和政界方面，斋藤对外务省和美国做因势利导的工作，成功地将这个方案包上了一层东方会议的“糖衣”。

　　东方会议后，田中根据《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方案，拟就了《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并发表会议宣言，宣称：“中国内乱能波及满蒙，紊乱治安。帝国因有特殊地位与权益，不论乱自何方，帝国决予以适当之处理。”此宣言一出，立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极度震荡，各国纷纷派出情报人员到东京侦探东方会议的真实内容。一个名叫蔡智堪的日籍中国台湾人以皇室补册工人的身份进入日本皇室书库，秘密抄录了《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方案》，辗转交于张学良的外交秘书主任王家桢，作为东北当局了解日本政府侵华政策意图的参考。由于当时抄的非常潦草，错字也很多，所以王家桢在翻译的同时将意义不明了或脱字脱句的地方逐一研究，加以添补，整理成一个完整的文件，取名为《田中奏折》进行内部刊行。这份日本侵华的秘密方案终于被公之于众，也让世人彻底看清了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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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2月底，世界各国2000多名情报精英一起涌向日本东京。日本东京方面如临大敌，警视厅为此增加外事警察3000名，严密监视;邮局税关添员千余名，检查邮件;并在海军部内新设间谍速成学校，招募学生九百名，实施训练。

如此阵势，究竟是为何呢?

原来，1927年年初，田中义一担任首相不久，就主持召开了一个研究积极侵华政策的内阁会议——“东方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制定“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会议确定以将“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为根本方针的日本国策。

“东方会议”闭幕不久，1927年8月16日，日方又在其占领下的中国旅顺、大连召开会议，研究落实“东方会议”所确定的侵华方针的具体步骤，调整对华外交工作，修正分离与侵占中国的整体系统计划。

1927年年底，田中义一首相将上述“东方会议”与大连会议的全部结果及其制定的侵华方针与计划写成奏折，上呈裕仁天皇。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明确表示，“过去的日俄战争实际上是中日战争，将来如欲控制中国，必须首先打倒美国势力，这和日俄战争大同小异。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若中国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等地异服的民族必然会敬畏我国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认识到亚洲是属于我国的，而永远不敢侵犯我国。这是明治大帝的遗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国存立的必要大事”

该《奏章》全文6706 字，分5 大章节和1 个附件，从军事行动、经济、铁路、金融、机构设置等方方面面，对侵略行动作了详细的安排部署，字字句句无不彰显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吞中国及整个亚洲的狼子野心。

《田中奏折》上呈后，田中义一即抛出会议宣言，向世界宣称：“中国内乱能波及满蒙，紊乱治安。帝国因有特殊地位与权益，不论乱自何方,帝国决予以适当之处理。”

田中义一的会议宣言抛出后,立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极度震荡。这一宣言对世界各国犹如晴天霹雳，颇为震惊，都预料日本行将占领东北，然后用‘以战养战’方式，征服中国和南洋。

因此，各国情报精英纷纷到达东京一地者，企图侦察“东方会议”及“大连会议”的真实内容。

但是，最终成功获取《田中奏折》的，是中国的特工英雄：蔡智堪。

蔡智堪原藉台湾苗粟县，1888 年出生于日本一个华侨家庭，4 岁时改姓山口，长大后在日本经商，开设“蔡丰源贸易行”，因经营得法，成为日本商界的巨富。

蔡智堪应好友、革命党元老李烈钧等人的委托，密切关注日本的侵华政策动向，提供日本的各种情报。蔡智堪也与东北地方当局张作霖父子建立了秘密联系，并多次提供获取日本军政情报密报。

为了获取《田中奏折》，蔡智堪以私人身份，宴请前内务大臣、民政党的床次竹二郎和田中内阁的外相永井柳太郎。床次和永井都是蔡智堪多年的老朋友，在金钱上也有往来。

蔡智堪认为永井是最容易接近秘密奏折的, 于是他先向永井提出, 请永井帮助搞到《田中奏折》, 在自己主办的《日华》杂志上发表。没想到此话一出, 永井竟一口回绝。

蔡智堪无奈又找机会和床次讲了：民政党要扳倒政友会，就应该揭发田中极力主张的武力占领东北的政策，这样国内外都会向田中内阁施压。

床次说：“《田中奏折》对满蒙固然利害, 但是要想搞到它十分困难, 容我再想想办法。”几天后，床次来见蔡智堪说：“皇道派元老认为，田中武力吞并满蒙，将引起国内军人的革命，危及万世一系的天皇。元老们正为此事进退两难。我将利用这个机会谋取奏折。”

又过了几天，床次来说:“牧野伸显伯爵称: 中国政府如敢将《田中奏折》公表国际，元老们方可利用英美等国的舆论，阻止田中发动武力入侵。中国如能应允这一点, 牧野密许你去抄写。”

蔡智堪立刻将此情况秘密函告王家桢。

几天后，王家桢以“王川”名字，电汇五千元，并有简短电文：“病床费5000 元奉返, 其病如要至欧美医治者，余担保负责。”

蔡智堪见到电文很高兴，于是和床次拿着电文去见牧野伯爵, 牧野看后也感到高兴。他当即让妻弟山下勇约妥皇室书库官，夜间潜入抄写《田中奏折》。

蔡智堪用了两夜的时间，终于将《田中奏折》全部抄完。

为了尽快将如此重要的情报转送国内，蔡智堪将抄写的《田中奏折》秘密藏在皮箱的夹层里面，从东京亲自护送回到沈阳。

在小西关外王公馆，蔡智堪亲手将《田中奏折》抄件交给王家桢。王见后大喜, 立即送给了张学良将军。

《田中奏折》是由王家桢翻译成中文的，张学良立即让王家桢到官银号印刷所，用上等白纸印刷了两百册中译本，立即呈送南京国民政府，并发给东北官员。因为是绝密文件，当时只有少数高级官员才能看到它。

此时，恰逢“泛太平洋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日本代表在会议上大放厥词，令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义愤填膺。民国政府决定在会上公布《田中奏折》，以揭露日本侵略扩张的阴谋。

国民政府在得知日本百般抵赖的情形后，立即将《田中奏折》交给南京的《时事日报》，该报于1929 年12 月将《田中奏折》全文公诸于众。《田中奏折》的公布不但震惊了中国，也轰动了全世界，揭穿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先占东北，进而吞并中国，征服亚洲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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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中奏折》是日本侵华的黑计划，因而是日本政府的最高机密。如何将此奏折公之于众，让世人了解日本政府的狼子野心成了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本文披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过程。

　　《奏折》曝光 一片哗然

　　1929年2月，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刊出一条让世人震惊的新闻：《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明确表示“过去的日俄战争实际上是中日战争，将来如欲控制中国，必须首先打倒美国势力，这和日俄战争大同小异。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若中国完全被中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等地异服的民族必然会敬畏中国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认识到亚洲是属于中国的，而永远不敢侵犯中国。这是明治大帝的遗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国存立的必要大事……”该《奏章》全文6706字，分5大章节和1个附件，从军事行动、经济、铁路、金融、机构设置等方方面面，对侵略行动作了详细的安排部署，字字句句无不彰显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吞中国及整个亚洲的狼子野心。

　　《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亦即历史上所称的《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一经披露，立即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哗然和震动，各国舆论纷纷表示惊讶和谴责，中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日浪潮席卷全国。

　　田中义一与“东方会议”

　　田中义一，1861年出生于日本长州藩的一个士族家庭，从小深受长州军阀山县有朋的影响，具有疯狂的侵华野心。1892年，他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先后参加过甲午中日战争与之后的日俄战争，从陆军参谋逐步升为陆军省军务局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军衔晋升为陆军大将，继山县有朋后成为日本陆军长州军阀的统帅与新一任巨魁，他长期从事侵华可行性的研究工作，熟读《大清一统制》与《曾文正公全集》，有“中国通”之称。从1913年开始，他公开赤裸裸鼓吹侵华，首先是割裂与霸占中国的东北地区——日方称之为“满洲”，宣称：“大陆扩张乃我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日本政府“必须确定经营满蒙的大方针”，将“满蒙”变成“世界上最昌盛的殖民地”。在日本军部的支持下，1927年4月20日，田中义一上台组阁。在这届政府中，田中义一除担任首相外，还兼任外务大臣与拓殖大臣(即殖民大臣)，亲自掌管对外扩张事务。他任命主张“满蒙第一主义”、积极鼓吹以“外科方案”解决“满蒙问题”的强硬派侵略分子森格为外务省政务次官，分掌外交实权;他们与日本军部的法西斯分子勾结密谋，策划加紧侵略与分割中国东北的阴谋计划。

　　1927年，田中义一担任首相不久，就主持召开了一个研究积极侵华政策的内阁会议——“东方会议”。会议由田中义一亲自主持，由森格外务次官策划与组织召开，日本驻中国东北、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南京等地的使领馆要员与驻蒙特务机关首领，以及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长官、南满铁路总裁等参加了会议。这次历时11天的会议是日本对华关系史上一次至关重要的侵略决策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制定“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会议确定以将“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为根本方针的日该国策。会议公开发布了一份《对华政策纲领》，这份文件措辞含蓄隐晦，但其基本内容与精神实质则是“分离满蒙和中国”。必须要指出的一点是，分离满蒙和占领满蒙还是有区别的。田中义一是主张利用张作霖来实现分离满蒙的政策的，而少壮派的军官如铃木和石原和河本大作等是主张抛开张作霖自己来管理满蒙的。这也埋下了后来田中义一在张作霖被炸事件后在陆军和天皇威逼下被迫辞职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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