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罢黜诸子百家，只允许通晓儒家学说的人做官，以此来统一思想，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这一政策指导下，汉朝在太学设立五经取士，用儒家经典来教育贵族子弟。选拔官吏，也以儒家学说为标准，从此，儒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统治思想，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这是中学课本都有的历史事实，中国理论界把它当作一个千真万确的学术信条，在古今中外涉及儒学的著述中被广泛征引，然而有人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汉武帝从未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更未真的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际行动，他只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汉初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斗争的实际情况不符，也与汉武帝以后的整个中国思想史不合。因此，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这一观点提出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赞同和反对声一直不断。

　　为什么会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与董仲舒连在一起呢?主要由于董仲舒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提出"《春秋》 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 指意不同，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因此，董仲舒长期以来因"独尊儒术"成为儒家元老，也因此一度而成为罪魁。那么，董仲舒该不该为这一思想的提出负责呢?关键在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在哪一年提出。

　　据《 汉书· 武帝本纪》 记载："建元元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承相缩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这就是说，在建元元年(前140 )就已经有了"罢黜百家"之说。在元光元年(前134 )岁首《孝武本纪》记载，"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又在五月记载了汉武帝诏贤良对策的事，"五月，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如果董仲舒在元光元年刚刚被举孝廉并参加对策，那么，他就不是"罢黜百家"的创始人了。

　　反对者认为，历史上宣传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指的是从武帝元年开始到武帝六年截止的几次大的思想斗争或学术斗争。根据司马迁的《史记》和后来班固的《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初期有儒家学者两次大的思想斗争：一是罢"申商韩苏张"之言，其中心人物是丞相卫绾;二是"议立明堂"，其参加者有赵绾、王臧、申公、窦婴、田蚡，反对者是窦太皇太后。第一次进行得较顺利，第二次则遭受了惨重的失败。王、赵被杀，申、窦、田免官。不过，经过这番较量，儒学反更深入人心了。《史记·儒林列传》载："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晚于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而且根本就没参与武帝六年以前的所有尊儒活动。因此，不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后才出的董仲舒，董仲舒只是"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时所延的一个儒者。

　　既然汉武帝从未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么这一说法是怎么产生的呢?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绝口未提此事，他自始自终认为是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是东汉史学家班固，他在《汉书·董仲舒传》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话："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班固这段话既背离了《史记》，也背离了其《汉书》的《武帝纪》和《儒林传》。到底是否可信?唐代韩愈写《原道》时，根本未将董仲舒列为汉代重要的儒学传人。到了宋朝，班固的说法被司马光借鉴，他在其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之《汉纪》这样写道：武帝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余人。广川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会稽庄助亦以贤良对策，天子擢为中大夫。"同时，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解释："今举孝廉在元光年十一月，对策在下五月，则不得云自仲舒发之，盖《武纪》误也。"司马光在这里把董仲舒在元光元年贤良对策的时间提到了建元元年。

　　南宋人洪迈不同意司马光的说法，他认为应该是元光元年，"对策者百余人，帝独善庄助对、摧为中大夫。后六年，当元光元年(五月)，复诏举贤良，于是准仲舒出焉。"清人王先谦也赞同此说，并作补充说：董仲舒对策中有"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之语，据《 汉书· 西南夷传》 记载，夜郎之通，在建元六年发生，次年，也就是元光元年董仲舒对策时才可能说出夜郎归德的话。

　　千百年来，对于建元元年和元光元年五月两说对峙，直至今日。施丁先生同意并证明了元光元年之说，因为董仲舒对策中有"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之语，汉自建立至建元元年并没有七十年，而到元光元年，正好有七十二年，这一论断与《董仲舒传》中的"皆自仲舒发之"不矛盾，这里的"发"可以理解为"发挥"、"发表议论"。况且，设置《五经》博士，也并非从建元元年开始，在文景之时就有了。

　　孙景坛先生则坚持建元元年之说。他认为，元光元年的诏贤良与建元元年的举贤良不同，前者对策的内容为《五经》，后者为百家。《五经》对策，必须以五种经学内容为理论根据来回答皇帝的提问，用其他理论回答均不对。《汉书·武帝纪》记载：武帝五年才"置《五经》博士"，如果没设置《五经》博士，是不可能用《五经》策问的，所以不可能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张大可先生也同意孙景坛的说法，并作了补充。他认为，从史实上看，武帝一朝举贤良名系列传的有董仲舒、冯唐、袁故生、严助、公孙弘等五人，据《史记》、《汉书》记载，这五个人都是建元元年举贤良，没有一个人为元光元年举贤良。由此这两人认为，把董仲舒对策的时间提到建元元年是站不住脚的。董仲舒对策不是武帝"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的起因，而是其结果。司马迁与董仲舒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司马光不仅跟董仲舒的时代相隔久远。《资治通鉴》的基本原则是"谨名分"，董仲舒是宋明理学的思想先驱，司马光有可能给董仲舒"谨名分"，所以伪造"汉武帝采纳他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总之，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作于何时关系到他是否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于古代史书对这一时间的记述出现了偏差，所以导致了现在对董仲舒是否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疑问。至于这一争议何时休止，除非出现确凿史料证明，否则将会永无休止的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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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的董仲舒和王充反映了两汉时期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观点。

　　董仲舒认为天和人息息相关，要用儒家思想统治天下。儒学的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儒墨道法四家，最开始得宠的是法家，结果造成了秦朝速亡，“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最起码不能全用法家。墨家是肯定不能用，这个选举天子制度，哪朝也赞成。那就剩道家和儒家，所以汉初70余年实行黄老之术，推崇道家思想，清静无为，任其自然发展。结果国家强大，经济恢复，老百姓安居乐业，诸侯王势力坐大，匈奴威胁。朝廷什么都不干，地方豪强什么都干，这么看来道家也不行。

　　于是就只剩儒家可以选择了。儒家可以煽惑百姓，仁政，民贵君轻，但是它太强调百姓，强调民，忽视了君，所以董仲舒应运而生。他把儒家思想改造了，就是天人感应。其实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不说神神鬼鬼的东西。你要问孔子人死了之后怎样，孔子会很不高兴。未知生，焉知死，儒家思想只讲究活着的时候怎么做一个君子，圣人，活得好就不错了，死后的事我们不讨论。其实也代表了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死后的事确实不知道，你对鬼神只要“敬而远之”就行了，要有崇敬之心，祭祖上坟什么的要去，然后离他远点，别老念在心头挂在口头。

　　所以董仲舒一不老实，把孔子的意思改造成天人感应，“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皇帝是代表天道，任何人都要服从，皇上一看这个思想太好了，用!而法家的思想不是这么说的，它是说：“老师现在告诉你们，你们每个人都要认真听课，谁不听谁滚，因为我是老师。儒家则说，老师告诉你们，一定要听，因为我讲的高考特有用，你们准能考上一流大学。一个说的是法家思想：我是老师，所以你得听我的，不听滚;第二个是儒家思想：你要听我的，因为我为你们好。

　　对百姓也是这样。法家是，要尊重天子听皇帝的话，不听把你脚剁了，人跑越南去了，你怎么剁啊。儒家说，你要尊重他，他是天子，他代天行生生之道，要是不听他的，必遭天谴，一个雷给你劈了，跑南极也劈。这样一来，你得服从天子吧，皇上如果失德，苍天就会示警：干旱、山崩、地震。苍天示警了，皇上就知道自己做坏事了，于是斋戒沐浴，下罪己诏，把自己臭骂一顿。老百姓觉得这个皇上不怎么，你就祷告吧，老天爷，你儿子太坏了，你赶紧把你儿子收走吧。50年后皇上驾崩，当然你能熬上50年的话，你的祷告就算应验了。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很牛，跟焚书坑儒有一拼，但这个时侯的儒跟孔子的儒已经不一样了，实际上变成了外儒内法。汉宣帝的时候，就曾经非常高兴地说，汉家有制度，霸王道杂之。霸道就是法家，王道就是儒家，这已经不是孔子所提倡的那种思想了，朝廷不管那个，只强调要为巩固统治，为政权服务就行。

　　跟董仲舒的思想不一样的是王充，王充的思想体现在《论衡》一书。他认为万物由元气构成，元气是物质，物质构成论，当然是唯物的了。他反对天人感应，反对有鬼论，反对厚葬。“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老天的运行是有自己的规律的，该冬天就冬天，该夏天就夏天，跟尧贤桀戾也没关系，不是说尧在位就天天风调雨顺，桀在位就天天地震，它有自己的自然规律。

　　他从反对有鬼论出发，反对厚葬。

　　中国的古墓，十墓九空，所有重大的考古发现都属于抢救性挖掘。为什么十墓九空，因为中国的盗墓事业欣欣向荣，几乎可说是中国最古老的事业了。行业如此发达的原因就是厚葬，中国人视死如生，把死人当活人对待，墓穴里微波炉热水器全都放进去，当然有人刨。埃及法老王弄那么大个金字塔，当然也有人刨，指不定能刨出几百个微波炉。

　　欧洲人的墓就没人刨，欧洲中世纪的国王葬在教堂里面，一个石头棺材，一身衣服，一把宝剑，刨他干吗?现在就更加简单，用膝盖想都知道，挖开之后是一本圣经，这个家家都有，然后一套西装，你敢穿吗，你知道他怎么死的?所以那边没人盗墓。

　　反观中国，前些年那个老山汉墓开挖，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是重大考古发现，想着应该有金缕玉衣、黄肠题凑。最后吹了，还没进墓室就看到王后在地上躺着，成了化石，证明早就被盗了，而且不是现代盗的，恨不得刚埋完就盗。皇帝陵那盗墓的专用工具叫洛阳铲，因为洛阳周围古墓多，所以说别厚葬，没有用。隆重的葬礼其实是做给活人看的，瞧我多孝顺，我对我爸多好，他活着的时候你对他好点不行吗?有的地方那风俗，老太太一死，所有的闺女得给她做被子，绸缎的被子一床床地塞进棺材里去，最后塞的老太太搁不进去了，这何苦呢。那么好的被子，她活的时候盖过吗，活的时候烂棉絮，死了再给她盖崭新的被子，搁在地下让水沤着，让土埋着。所以王充当时就看到了事情的本质，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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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仲舒新儒学思想的思想核心

　　董仲舒思想的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认为天是最高主宰，皇帝代表天的意君临天下，受命于天而进行统治，天和人息息相关，皇帝要依照天意办事。

　　天人关系说先秦时就有之，但董仲舒杂揉诸家，加以发展，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和对自然现象的比附来详尽论证，将这个学说发展成为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认为《春秋》一书记录了几百年的天象资料，所以后世灾异要以《春秋》为根据来解释。他通过援阴阳五行学说解《春秋》考察其中与天灾人事的联系， 从而建立起“天人感应”学说。“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是董仲舒天人关系的核心。

　　董仲舒认为有“天命”、“天志”、“天意”存在，认为：“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天者，百神之君也。”、“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天是宇宙间的最高主宰，天有着绝对权威，人为天所造，人副天数，天人合一于是天命在论证君主权威的重要性得到了空前提高。把君权建筑在天恩眷顾基础上，君权乃天所授。人君受命于天，奉天承运，进行统治，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一切臣民都应绝对服从君主，“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春秋繁露·玉杯》)从而使君主的权威绝对神圣化。这有利于维护皇权，构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天人感应在肯定君权神授的同时，又以天象示警，异灾谴告来鞭策约束帝王的行为。认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汉书·董仲舒传》)

　　这就使得臣下有机会利用灾祥天变来规柬君主应法天之德行，实行仁政;君王应受上天约束，不能为所欲为，这在君主专制时期无疑具有制约皇权的作用，有利于政治制约和平衡。

　　“天人感应”为历代王朝帝王所尊崇，影响深远。天人感应对皇帝的警策作用，据《汉书》、《后汉书》记载，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光武帝等几个皇帝，在出现日食、旱灾、蝗灾、洪灾、地震等灾异时，都下罪已诏。后世帝皇逢灾荒年实行免租减赋、开仓赈灾等措施无不深受天人感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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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孔子创立以来，儒学就一直不受待见：孔子周游列国，虽受各国礼遇，却没有真正的施政机会;孟子的待遇跟孔子差不多，沿路还多了对儒家冷嘲热讽的法家、纵横家等诸士;到了秦朝，秦始皇笃信法家学说，不喜儒生，还焚书坑儒;西汉初年，统治者信奉黄老之学，儒生辕固被投入野猪圈徒手搏猪，差点丧命，怎一个惨字了得。那为何到了汉武帝时期，儒家突然就得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尊荣呢?

　　韬光养晦的董仲舒

　　董仲舒

　　这个影响儒学命运的人叫董仲舒。董仲舒历仕文、景两朝，是当时知名的儒生，不过文帝和景帝“无为而治”，他的学识也无用武之地，因此潜心治学，并不参与国政议论，最终躲过了窦太后清算儒家的那场风波。在治学期间，他将阴阳家、道家、法家的思想杂糅吸收，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三纲五常”为基础的全新儒学体系，最终得以一鸣惊人。

　　少年壮志的汉武帝

　　汉武帝刘彻

　　彼时的汉武帝刘彻，还只是一个少年。首先，汉武帝是认可儒家学说的，登基没多久就提拔了一些儒生，但是当时窦太后还在世，这些行为触怒了信奉黄老的太皇太后，儒生被严厉打压。直到登基后第六年，窦太后去世，汉武帝才终于独掌大权。翌年，急于建功的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蛰伏已久的董仲舒终于出动，在大殿之上的策问环节中，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天人三策称圣意，一举成名天下知

　　董仲舒著作春秋繁露(有争议)

　　第一策，天命。引入阴阳家和道家思想，将上天意志与人间意象联系起来，提出天人感应说，行善政则天降祥瑞，行恶政则天降惩罚，若不知悔改，则国君为天所弃，丧邦失国。最后一句话让汉朝统治的正统性有了完美的解释：皇权正统不再源自血缘，而是天授，秦无道则汉代之，天意也，这套理论无疑令汉武帝非常满意。

　　第二策，调和。不再将黄老学说、法家学说作为儒家的对立面，这些学说只是治理国家的不同工具而已，并没有高下之分，只有具体之别。这种解释方法，消除了汉武帝对儒家治国方略的疑虑，从汉武帝实际统治手腕来看，他其实更赞同法家理念，只不过董仲舒将法家的方法也加入了他的新儒家体系，使得汉武帝更加容易接受。

　　第三策，选贤。建立完善的人才选拔制度，建太学，明教化，国家现在需要的正是拥护董仲舒儒学理念的人才，那最好的选择当然就是董仲舒的学生了。这体现了董仲舒的高明之处，如果国家的主要官员都是儒生，何愁儒家不兴?

　　汉武帝几乎是立即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马上下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汉武帝从三策中极受启发，但是从后来的发展轨迹来看，儒家却是真正的大赢家。中国朝代更替频繁，以血缘来宣誓统治权明显是不可行的，这就导致后世皇帝都必须用儒家“天人感应”的这套说辞来树立合法性，儒家讲“天道即仁道”，那么拥有绝对权力的皇帝就不得不按照儒家仁政思想执政，儒家自此掌握了制衡皇权的利器，举例来说，仅汉朝就有15位皇帝由于天灾人祸颁布过罪己诏，而且由于儒生成了官宦阶层的主流，使得儒学在朝堂和民间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而这一影响，就持续了两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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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窦氏驾崩，汉武帝乾纲独揽。建元初年被扼杀的新政，再一次被提上了日程。元光元年，汉武帝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在内外政策上进行一系列变古创制、更化鼎新。董仲舒《天人三策》《春秋繁露》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黄老”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建立起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

原文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五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晁之，为生贤佐，后世称通，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谬失其统也。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贱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娇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

　　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译文

　　董仲舒的对策说

　　陛下发出有德的声音和英明的韶书，寻求天命和情性的解答，这两个问题都不是愚臣所能答覆的。我谨慎地按照《春秋》中的记载，考察前代已经做过的事情，来研究天和人相互作用的关系，情况是很可怕的呀!国家将要发生违背道德的败坏事情，那么天就降下灾害来谴责和提醒它;如果不知道醒悟，天又生出一些怪异的事来警告和恐吓它;还不知道悔改，那么伤害和败亡就会降临。由此可以看出，天对人君是仁爱的，希望帮助人君消弥祸乱。如果不是非常无道的世代，天总是都想扶持和保全他，事情在于君主发奋努力罢了。发奋努力钻研学问，就会见闻广博使才智更加聪明;奋发努力行道，德行就会曰见崇高，而且越发成功，这些都是可以很快得到，并且是可以很快就有成效的。《经》上说：“从早到晚，不敢懈怠。”《尚书》中说：“努力呀!努力呀!”都是奋勉努力的意思。

　　“道”就是由此达到治理国家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所以虽然圣明的君王死了，可是他的子孙还能长久统治，安宁数百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啊。君王在自己没有制作乐章的时候，就选用先代君王乐章中能适合当时社会的，用它来深入教化人民。得不到教化的实效，典雅、歌颂的乐也就做不成，所以君王功成名就以后才作乐，用乐来歌颂他的功德。乐是用来改变民风，感化民俗的;乐改变民风容易，感化人民也有显著的功效。所以，乐的声音是从和谐的气氛中发出，依据于感情，接触到肌肤，深藏在骨髓。因此王道虽然衰微了，管弦之声却依然流传。虞舜的政治已经很久都没有了，可是流传下来的乐颂还依旧存在，所以孔子在齐国能听到《韶》乐。人君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宁而憎恶危亡的，然而政治混乱、国家危亡的很多，这是由于任用的人不得当，言行举止不符合治理国家的“道”，所以政事一天天衰败下去。周代的“道”到了周厉王、周幽王时衰落了，不是“道”亡了，而是厉王和幽王不遵循这个“道”走。周宣王思念先代圣君的德行，复兴久已停滞的事业，补救时弊，发扬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功业，周代的“道”又灿烂复兴起来。诗人赞美他，为他作诗，认为上天保佑他，为他出生贤良的辅佐，后世称颂周宣王，至今不绝。这是周宣王日夜不懈地做好事得来的。孔子说“人能光大‘道，，不是‘道，光大人”。所以治和乱、废和兴，都在于自己。世遭衰乱并不是天命不可挽回，而是由于人君的行为荒谬，失掉了先王优良的传统啊。

　　臣听说受到天的尊重，天使他得到天下而成为王的人，必定有人力做不到而自然达到的事情，这就是王者承受天命的凭证。天下的人都同心归顺他，就像归顺父母一样，所以天感应到诚意，祥瑞就出现了。《尚书》中说：　“白鱼跳进王乘坐的船裹，有火覆盖着王屋，变成了乌鸦。”这就是承受天命的凭证啊。周公说：“应得善报呀!应得善报呀!”孔子说：“有德的人决不会孤立，一定会得到帮助。”这都是积善累德的效果啊。可是到了后世，君主淫逸奢侈，道德衰微，不能治理人民，诸侯背叛他，杀害良民，争夺土地，废弃道德教化，滥用刑罚。刑罚使用不适当，就产生了邪气;邪气聚积在下面，怨恶聚集在上面，上下不和，就会阴阳错乱，妖孽滋生。造就是灾害怪异发生的原因。

　　臣听说，命就是天的命令，性就是生来的本质，情就是人的欲望。有的人夭折，有的人长寿，有的人仁慈，有的人卑鄙，好比造瓦铸金，不可能都是纯粹美好的，由于社会治、乱的影响，所以人的寿命、品行是不一致的。孔子说：“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所以尧、舜实行德政，人民就仁慈长寿;桀纣肆行暴虐，人民就贪鄙天亡。在上的人君教化在下的人民，下面的人民服从在上的人君，好像泥土放在模型裹，听凭陶匠的加工;也好像金属放在容器裹，听凭冶匠的铸造。《论语》中说：“使人民安定，人民就来归顺，使人民得到鼓舞，人民就会同心协力。”说的就是这样的意思。

　　臣仔细考察《春秋》裹“春王正月”的意思，寻求王道的开端，得到了“正”。“正”次于“王”，“王”次于“春”。春是天的作为。正是王的作为。它的意思是说，君主上面奉承天的作为，下面用来端正自己的行为，“正”是王道的开端啊。可是，王者想有所作为，应该向天去求到这个开端。天道最大的就是阴阳，阳作为德，阴作为刑，刑主杀，德主生。所以阳常常处在盛夏，把生育养长作为自己的事;阴经常处在严冬，积聚在空虚不起作用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天是任用德教，不任用刑罚的。天使阳出现，在上面布施，主管一年的收成;使阴入内，在下面藏伏，时常出来帮助阳;阳没有阴的帮助，也不能使年岁独自完成。从始至终阳是以完成年岁为名的，这是天意啊。王者秉承天意来做事，所以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刑不能任用来治理社会，就像阴不能用来完成年岁一样。执政而任用刑罚，是不顺从天意，所以先王没有肯这样做的。现在废除了先王掌管德教的官员，只任用执法官吏来治理人民，这难道是先王任用刑罚的本意吗?孔子说：“不进行教育就杀人，叫做暴虐。”暴虐的政治施用到下面，却想使德教普及到四海，这是难以办到的啊。

　　臣认真考察《春秋》讲的“一元”的意义，“一”就是万物的开始，“元”就是辞语中所说的“大”。说“一”是“元”，显示了大的开始并且想正其根本。《春秋》深深地探究它的本源，原来却要从尊贵的人开始。所以做君主的，先正心才能正朝廷，正朝廷才能正百官，正百官才能正万民，正万民才能正四方。四方正了，远近就没有敢不趋向于正的，而且没有邪气掺杂在裹面。所以阴阳调和而风雨及时，万物和谐而人民长育，五谷丰收而草木茂盛，天地间都受到恩泽，并呈现出非常丰富美好的景象，四海之内听到君主的盛德都来称臣，一切幸福的东西，可以得到的祥瑞，无不毕至，这就是王道完成了。

　　孔子说：“凤鸟不来到，‘河图’不出现，我恐怕要完了吧!”这是他悲伤自己的德行可以招致这些祥瑞，却因为自己地位卑贱而不能招来。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处在可以招致祥瑞的地位，掌握了可以招致祥瑞的形势，又有能招致祥瑞的资质，行为高尚而恩德广厚，才智聪明而意向美好，爱护人民而喜欢文士，可以说是有道义的君主了。然而天地没有感应，美好的祥瑞没有到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教化没有建立，没有把人民纳入正道吧。万民追逐利益，就好像水向下流一样，不拿教化作他们的堤防，就不能制止。所以教化建立而奸邪停止，是因为它的堤防完好;教化废止而奸邪并出，用刑罚也不能制止，这是它的堤防坏了。古代的王者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坐朝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教化当作主要任务的。在国都设立太学进行教育，在县邑设立县学、乡学实施教化，用仁来教育人民，用义来感化人民，用礼来节制人民，所以，虽然刑罚很轻，却没人违犯禁令，这是教化施行，习俗美好的缘故啊。

　　圣明的君王承继乱世，他把乱世所遗留的一切痕迹都扫除掉，恢复教化，并且给以特别推崇。到了教化已经明了，习俗已经养成，子孙遵循推行下去，遇五、六百年仍然不会衰败。到周朝末世，君主非常无道，以致失去了天下。秦朝承继周朝以后，不但没有更改，反而比周朝末年更加无道，严禁文学，不许私自藏书，摒弃礼义，甚至厌恶听到礼义的话，他想把先王的道义完全毁灭掉，专门用自己放肆、苟且、简陋的一套办法来治理国家，所以做天子才十四年，国家就灭亡了。自古以来，还没有像秦朝这样用乱救乱，严重危害天下人民的。秦朝遗留下来的毒素像残余的火焰，到现在还没有熄灭，它使习俗薄恶，人民欺诈顽劣，抵触抗拒，犯法乱德，腐败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孔子说：“腐朽的木头，不能雕饰啊;泥糊的墙，不能粉饰啊。”现在汉朝继承秦朝之后，社会状况就像朽木和泥墙，虽然想很好地治理它，却没有好办法。法令一颁布，奸邪接着就发生，命令一下达，欺骗跟着就兴起，好像用热水去制止沸腾，抱着木柴去救火，只会越来越糟，没有任何益处。譬如琴瑟的音不协调，严重的必须把弦折下来重新安装，才能弹奏;处理政事不行，坏得厉害的，必须破旧立新，才能治理。应当重新张设琴弦而不改弦更张的，虽然有优秀技工也不能调理好;应当改革而不改革的，虽然有大贤人也不能整治好。所以汉朝得天下以来，常想好好治理，可是到现在还没治理好，问题就在于应当改革而没有改革。

　　古人证过：“站在潭边羡慕别人捕到了鱼，不如自己回去编织鱼网。”汉朝临政并且想把政事治理好，到现在已经七十多年了，不如回头来进行改革，改革了就能好好治理，国家治理好了，灾害就会一天天消除，福禄也就会一天天到来。《诗经》上说：“适合于民，适合于人，接受天给予的福禄。”执政能适合人民，自然会得到天给予的福禄。仁、义、礼、智、信是五种恒久不变的道，这是王者应培养整饬的。这五种道能培养整饬好，就能得到天的保佑，鬼神也来赞助他接受祭祀，恩德就会普及到国外，扩大到一切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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