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94年，梭伦以其威望和功绩当选为雅典城邦的“执政兼仲裁”(“首席执政官”)，开始进行具有宪政意义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运动。

　　梭伦改革是雅典城邦乃至整个古希腊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政治改革之一，它为雅典城邦的振兴与富强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城邦民主政治的基础。

　　梭伦改革一方面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完善了国家制度，促进了雅典社会生活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创立了适合民主制发展的社会管理机制，为普通公民参与国家政治活动提供了制度保证。

　　梭伦的价值观以及改革中创造的有利于公民行使职权的各种制度，对雅典民主政治具有重要的意义。梭伦改革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乃至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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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梭伦(约前638—约前559)，出身贵族，但青年家道中落，早年经营贸易，与商旅为伍，他反对贵族专权，同情平民，主张在城邦中实行公正立场，以城邦利益为重。

　　公元前594年，梭伦以其威望和功绩当选为雅典城邦的“执政兼仲裁”(“执政官”)，开始进行具有宪政意义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运动。

　　雅典当时的战神山议事会是国家权力结构的中枢。贵族借助这个机构操纵了立法、行政、司法大权。梭伦恢复了公民大会，使它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决定城邦大事，选举行政官，一切公民，不管是穷是富，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设立了新的政府机关——四百人会议，类似公民会议的常设机构，由雅典的四个部落各选一百人组成，除第四等级外，其它各级公民都可当选;设立了陪审法庭，每个公民都可被选为陪审员，参与案件的审理，陪审法庭成为雅典的最高司法机关。这一切，为雅典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开辟了道路。

　　在梭伦进行改革前，雅典农民的境况是极其艰苦的，借了财主的债若还不清，财主就在借债者的土地上竖起债务碑石，借债者就会沦为“六一汉”，他们为财主做工，收成的六分之五给财主，自己只有六分之一。如果收成不够缴纳利息，财主便有权在一年后把欠债的农民及其妻、子变卖为奴。

　　在梭伦改革之前，雅典行使的德拉古法以严酷著称、对偷窃水果、懒惰等过失都要判处死刑。人们指责它不是用墨水写的，而是用血写的，梭伦改革了这一酷刑。

　　他还采取了许多鼓励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措施，如除自给有余的橄榄油外，禁止任何农副产品出口;凡雅典公民，必须让儿子学会一种手艺;奖励有技术的手工业者移居雅典，给予其公民权;改革币制;确定私有财产继承自由的原则等。梭伦制定的这一系列法律条文均刻在木板或石板上，镶在可转动的长方形框子里，公诸于众。

　　公元前594年，雅典人找到梭伦，希望他来担任首席执政官，调解已经白热化的穷人和富人的冲突。当时贫富悬殊，许多穷人不仅自身贫穷，还欠下富人的许多债，还不起债的人们有一些按契约成了“债务奴隶”，有一些则被迫逃亡异地，于是民怨沸腾。愤怒的穷人希望平分富人的土地和财富;而富人却不愿意放弃自己得到的任何利益，一部分甚至骄奢傲慢，贪婪无厌。激烈的冲突似已不可避免，而一旦陷入内战则可能倾覆城邦。

　　清晨，古城雅典的中心广场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农民、手工业者和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兴致勃勃的人们正急切地等待着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新上任的首席执政官梭伦将在此宣布一项重要的法律。

　　只见梭伦在众人的注视下大步登上讲坛，环顾四周，径直走到一个大木框前。此时，嘈杂的会场立时变得鸦雀无声，人们凝神屏息，视线随着梭伦不约而同地投向了那个大木框。

　　梭伦用手一拨，将架在木框中的木板翻转过来，刻在木板上的新法律条文便呈现在人们面前。梭伦高声宣读了这项旨在打击没落氏族贵族、促进奴隶制经济发展的法律“解负令”，由于欠债而卖身为奴的公民，一律释放;所有债契全部废除，被抵掉的土地归还原主，因欠债而被卖到外邦作奴隶的公民，由城邦拨款赎回。并以洪亮的声音庄严声明;“此法律的有效期为一百年”。顷刻间，掌声雷动，欢声四起，那些无力还债的农民更是起劲地欢呼，整个雅典城被一片异常热烈的气氛所笼罩.

　　改革后，财主再也不能这样做了，广大平民摆脱了沦为奴隶的厄运，那些因欠债而被卖到异邦的人由国家出资赎回了。正如梭伦在诗中所写的，他拔掉了竖在被抵押的土地上的债权碑。梭伦自然因此受到了广大平民的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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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梭伦改革是雅典城邦乃至整个古希腊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政治改革之一，它为雅典城邦的振兴与富强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城邦民主政治的基础。

　　经济

　　①废除雅典公民以人身作抵押的一切债务，禁止再以人身作抵押借债，禁止把欠债的平民变为奴隶。由国家出钱把因无力还债而被卖到异邦为奴的人赎回，并废除了“六一汉”制度(平民无力还债，不得不为债主耕种土地，关于税率，国内外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按亚里士多德的记述，税率为六分之一，自己只能保留六分之五，所以被叫做“六一汉”。但研究者认为这个税率偏低，可能是亚里士多德的笔误，不过，希腊半岛本来土地匮乏，阿提卡土地贫瘠，出产较少，土地收入只够勉强糊口，六分之一的税率在当时也许已经是很重的负担了)，这一措施史称“解负令”。

　　②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的措施，包括限制粮食出口，扩大橄榄油输出;实行货币改革，以利于商业贸易;奖励外地工匠移民雅典，提倡公民学习手工业技术;改革度量衡，铸造雅典新币，制定了一些有关财产继承、禁止厚葬、抚恤为国牺牲公民的亲属等法令。

　　③承认私有财产继承自由，消除了所有制上的氏族残余。

　　政治

　　①废除世袭贵族的垄断权利，不再以出身而以财产的数量来划分公民等级。按一年农产品收入的总量把公民分为4个等级(按年收入的的谷物等产品的数量分别列为500斗、300斗、200斗和200斗以下四级)， 各等级的政治权利依其财力之大小而定。第一等级可担任一切官职;第二等级的公民可以担任除司库(即财政官，一种执政官)以外的高级官职;第三等级可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的公民不能担任公职，但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

　　同时，不同的等级所尽义务也有差别。例如，在军事义务方面，第一、第二等级提供骑兵，自备军械、军装和马匹。第三等级提供重装步兵，他们自备军械和军装，但不需提供马匹。他们是构成雅典军队的主要成分。第四等级主要是充当轻装步兵和一般水手，不用自带军备，只带棍棒。

　　②设立四百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作为最高行政机关。四百人会议由4个部落各选100人组成，除了第四等级外，其他公民皆可当选。

　　③设立陪审法庭(也译为民众法庭，相当于最高法院)，作为最高司法机关，任何公民都有权上诉。陪审法庭的陪审员由所有等级的公民经抽签方式选出。陪审法庭受理并裁决公民投诉或上诉的案件，扩大了公民的权力。

　　④制定新法典取代德拉古的严酷法律，只保留了其中有关杀人罪的部分，使整个雅典法较有人道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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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梭伦当时担当了重任，无法守成而只能改革，在夹缝中的改革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但他成功了，不仅使雅典走出了困境，还奠定了此后雅典近两百年繁荣兴盛的根基。在此分析一下梭伦改革的两点启示。第一，梭伦始终恪守中道。

　　他没有满足平民的平分财产的要求，但下令取消当时所有的公私债务，这样，至少使当时的穷困者不再负担任何债务;同时不仅废除了“债务奴隶”，也禁止今后任何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这就防止了自由公民分化成主奴两个阶级。富人的借贷收不回来，财富当然要“缩水”，但他们已握在自己手中的财富却没有被剥夺，更无肉体被消灭之虞。这可以说是梭伦的“短办法”、“快办法”，是一种主要表现于经济上的断然措施，就如在沸汤上浇上一盆凉水。

　　对此开始穷富双方都不满意，但慢慢也体会到它的好处。当梭伦获得了双方信任，被赋予立法大权，他就考虑他的“长办法”了，这就是从宪法上规定，按公民的财产状况将他们分为四个等级，四个等级都有选举权，但只有前三个较富有的等级有担任官职的资格。初看起来穷人的权利有限，他们不能担任官职，只能作为公民大会的成员或作为陪审员来参与国政。但这两种权利，尤其是后一种权利，在开始时似无足轻重，到后来却证明是非常重要的，绝大多数的争执最后都要经过这些陪审员来解决，包括高级官吏判决的案件，他们就渐渐成为法律和城邦的真正主人，而随着经济发展加“通货膨胀”，实际上后来几乎所有人也都有了担任官员的准入资格。

　　梭伦坚守中道是因为他对人性有一种透彻的认识。他在改革中虽然帮助穷人，但并不赋予穷人和富人两方任何一方以道德上的优越性，他不讨好任何一方。他知道富人固然常常是“为富不仁”，但穷人占有了财富也会同样如此。过度积聚尤其僭取的财富像权力一样会腐蚀任何人。

　　他在自己的诗中写道：“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富厚如属于没有教养的人们，厌足就要滋生不逊。”所以“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居优势。”今天看来，他的那怕是暂时废除信贷的经济措施对现代市场社会来说可能会是过于激进乃至灾难性的，而他的人分四等的政治主张在现代人看来又会是过于保守乃至反动的，但它们在当时的情势下却不失为中道之举，因为重要的是其间所贯注的中道精神。

　　第二，梭伦将个人的力量发挥到极致，而又使权力立足法律并重归法治。

　　梭伦一度取得了很大的、甚至是接近独裁者的权力，穷人和富人两方都曾力劝和想共拥他做大权独揽的“僭主”，但他拒绝了。这其中当然有他自己的考虑，他说，在那个位子上固然好，但很少有人从那里和平地走下来。更重要的是，他将城邦的福祉看得比个人的权力更要紧，他也有自己在权力以外的爱好和所珍视的价值。所以，为了城邦的长治久安，梭伦把他个人一度掌握的很大权力和权威用在了制订和落实法律制度上，他更注意的不是他在权位上会怎样，而是他不在会怎样。但梭伦并不是盲目地相信法律条文，他知道法律必须有各方利益和背后强力的支持。有人曾嘲笑他编订的法律好像蜘蛛网，只能缠住那些落在网里的弱者，遇到富人和权贵就会被扯得粉碎。梭伦对此的答复是：当破坏协定对双方都不利的时候，人们是会遵守相互间的协定的;而他正是要为公民们制订这样一种法律，使他们都明白，实行正义要比犯法有利得多。他不期望为雅典人制定“最好的法律”，而只是制定“他们愿意接受的最好的法律”。他也不主张数量和状态的平等，而主要是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正如他所说的：“我制订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

　　法律不能自行，还是必须依靠人，甚至在初期要依靠大的权威来建立和巩固它，而拥有很大权威的权力者，是否能有长远眼光和公正精神将人治引向法治，并以身作则地自觉遵守法律，的确又相当依赖于这一权威者的自身素质。法须持人方能力行，而人又须持法方能久安，这可能正是人治和法治的一种持久张力，而其健全的解决之道可能要依赖于各方面的有利条件配合，有时甚至依赖于幸运。的确，梭伦指向法治的改革成功不仅与其个人政治素质和魅力有关，也还依靠了雅典人当时已经比较尊重法律的民情，而紧随其后的僭主庇西斯特拉图又实际上执行了一条没有梭伦的“梭伦路线”，这就更是梭伦立法的一种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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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梭伦改革既不迁就贵族，也不偏袒平民，收入最少的第四等级不享有担任政府官职和参选“四百人会议”的权利。这种中立政策未能彻底化解社会矛盾。但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贵族专权的局面，促进了雅典民主政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通过这些改革，使雅典贫苦公民摆脱了遭受债务奴役的威胁，打击了贵族统治，使城邦体制更加巩固。同时，梭伦通过规定公民个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防止了土地的过分集中，使城邦体制得到健康发展，民主政治也发展起来。保护和促进工商业的措施又使工商奴隶主地位迅速上升，奴隶制经济开始走向繁荣。

　　梭伦改革是雅典城邦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有助于工商业发展，调整了公民集体内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使自身从事劳动的中、小所有者公民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地位得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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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梭伦改革有助于工商业的发展，为雅典的奴隶主工商业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梭伦改革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影响：

　　1、开辟了一条通向民主政治的道路。

　　2、克里斯提尼在其基础上使雅典民主化进一步完成。

　　3、伯利克里时，雅典民主政治进一步完善。

　　梭伦改革局限性：

　　梭伦由于受历史条件和本身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立场的局限，没有满足下层平民对土地的要求，没有使他们享受平等的政治权利;梭伦还期望一方面改善平民的经济状况，一方面保护贵族的政治特权。但其结果是，下层人民的要求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贵族也因自己的利益受损而心生怨恨，于是梭伦对平民与贵族是两面不讨好。获利最多的是工商业奴隶主。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

　　梭伦经济改革稳定了雅典公民团体，促进了工商奴隶主阶层的崛起，使雅典阶级结构发展为贵族奴隶主、工商奴隶主、平民三足鼎立的多元社会格局，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社会基础;政治措施使下层平民得以参与国家政治，为雅典民主政治提供了制度保证，同时也开启了西方权力划分的先河;渗透在改革中的“中庸”精神与东方“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为雅典民主政治和西方民主政治提供了价值基础。

　　梭伦改革触及了当时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关系，是对旧生产关系的调整，所以恩格斯称它是一场“革命”，但这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旧势力没有被彻底清除，下层人民的要求也没有很好地满足。梭伦推崇“中庸”，企图用妥协的办法来求得斗争双方的和解，一方面改善平民的经济状况，一方面保护贵族的政治特权，他形容自己“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但结果两面都不讨好，最后自己被迫远走埃及。

　　梭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是雅典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对雅典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解负令》将广大平民从债务奴隶制的枷锁中解脱出来，成为享有自由权利的公民，形成了民主政治必备的公民群体。

　　其次，财产等级制度的确立，使财产资格取代血缘资格，从根本上瓦解了贵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基础，且使工商业奴隶主分享了政治权利，也使下层平民获得了一定的公民权利。

　　再次，改组国家权力机构的措施，打破了贵族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

　　最后，梭伦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措施，大大促进了雅典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使其很快成为古代希腊最繁荣的工商业城邦。同时，加强了工商业奴隶主和平民的经济实力，为雅典民主政治的转变奠定了经济基础。

　　梭伦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消除矛盾，稳定雅典的社会秩序，因此他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很多改革措施都带有折中色彩，改革存在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梭伦以财产资格确定公民不同的政治权利，富有的第一、第二等级在国家政权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下层公民没有充分的参政议政的权利。

　　梭伦改革后，贵族的实力虽有所削弱，但仍然比平民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利，氏族制度残余仍得以存续。贵族凭借血缘门第，照样拥有世袭占有土地的特权。

　　结果，贵族对权力的剥削不满，下层平民需要进一步改革的愿望也没有得到实现，贵族和平民的矛盾没有根本解决。导致非公民没有享有民主的权利，女性没有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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