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航路的开辟，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的船队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寻找着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以发展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

　　欧洲历史的地理大发现(Age of Discovery)，又名探索时代或大航海时代，指从15世纪到17世纪时期。该时期内，欧洲的船队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寻找着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以发展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在这些远洋探索中，欧洲人发现了许多当时在欧洲不为人知的国家与地区。与此同时，欧洲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航海家，其中有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瓦斯科·达·伽马、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胡安·德拉科萨、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乔瓦尼·卡波托、胡安·庞塞·德莱昂、斐迪南·麦哲伦、亚美利哥·韦斯普奇与胡安·塞瓦斯蒂安·埃尔卡诺等。在当时，远洋航行意味着冒险：他们无法准确测量经度，木制船壳无法抵抗船蛆的侵蚀，储备的食物不适于长期航行，船上的卫生与生活条件也十分糟糕。然而，受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双重驱使，这些人所进行的探索极大地扩展了已知世界的范围。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贸易交流开始大量增加，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也开始出现。欧洲这个时期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其超过亚洲繁荣的基础。新航路的发现，对世界各大洲在数百年后的发展也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对除欧洲以外的国家和民族而言，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影响则是复杂而矛盾的，除了物资交流外，因带给原生居民的常是死亡和占领，可说是一部大侵略史。

　　15世纪上半叶，约翰内斯·古腾堡整合前人技术发明的铅字活字印刷术彻底地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15世纪末到16世纪中期，欧洲爆发了意大利战争，这一系列的冲突波及到了法国、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英格兰、苏格兰、威尼斯共和国、教皇国及其他的意大利城邦。

　　在16世纪，一些宗教学家、哲学家与政治家们试图从广度和深度上改变西欧天主教的风俗习惯。这开始于奥斯定会教士马丁·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运动。对此，反宗教改革者们改革了天主教会，但却没有进一步地对其教义施行改革。16世纪下半叶，法国的新教胡格诺派与天主教之间曾爆发过八次战争，史称法国宗教战争。到了16世纪末，与文艺复兴息息相关的人文主义，已在欧洲的哲学、语言学、知识、艺术和教育领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准确地说，标志着欧洲文化全球扩张开始的这个时期，颠覆了欧洲千百年来以地心说为主的中世纪世界观。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重要人物有列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米格尔·德塞万提斯、马丁·路德、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约翰内斯·开普勒、第谷·布拉赫、若阿基姆·帕蒂尼尔、康坦·马赛斯、安东尼斯·莫尔、耶罗尼米斯·博斯、伊拉斯谟与老布吕赫尔等。

　　在17世纪，发生了西班牙逐出摩尔人事件与三十年战争。16世纪的文艺复兴开启了通往其后一百年的大门，社会得以摆脱教会灌输的刻板旧习与强加的苛捐杂税。

　　到了18世纪，一大显著的科技成就是蒸汽机的发明。文化方面出现了百科全书，天文学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在这个世纪里，爆发的战争有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西班牙、波兰、奥地利三国相继爆发的王位继承战争，以及七年战争。

　　此外，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在18世纪时还发生过一场巨大的灾难，一场破坏性的大地震摧毁了整个城市。启蒙运动是这个世纪的文化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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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地中海东岸出发，沿着丝绸之路穿越中亚抵达中国的西安，甚而抵达太平洋西岸。

　　探索时代的开始，是由于商业贸易上急迫需求的刺激。最初的远洋航行，是为了寻找从西欧前往亚洲的海路航线，以带回东方的香料。因为，从陆路到达亚洲的路程十分遥远，商队必须穿越亚洲的多个地区;而当时欧洲同亚洲的贸易已被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地的意大利商人垄断。

　　自古以来，西方便有着两条通向东方的贸易路线：其一是始于埃及和伊拉克的海上路线，其二则是被称为“丝绸之路”的陆上路线。海上路线利用了季风的特点：在每年的4月到6月之间，船只从苏伊士或巴士拉出发，分别经由红海或波斯湾进入阿拉伯海，再顺着从海洋吹向大陆的西南季风航往印度洋和中国海。大约在6个月后，也就是在10月到12月之间，吹向海洋的东北季风又会将航船带回其始发地。

　　作为陆上路线的丝绸之路，其贸易路线西起地中海东岸(主要有亚历山大港、大马士革与阿勒颇等城市)与黑海沿岸。从这些地方出发，经过里海南部进入亚洲并穿过巴格达，分为几条支路穿过内陆地区后再汇集于咸海附近。在中亚的布哈拉，开始分路前往印度的德里与阿格拉。经过布哈拉，到达帕米尔北部的撒马尔罕后，丝绸之路再次出现分支：往北通向阿拉木图，往东穿越中亚，并沿昆仑山脉或天山山脉行进抵达中国城市西安。

　　穆斯林在大部分时期里都控制着通往东方的各条商路。亚历山大、阿勒颇与大马士革被称为当时的“铁幕”。只有在13世纪下半叶到14世纪，当成吉思汗家族的蒙古帝国极盛时，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欧洲人才与“契丹”取得了联系。

　　已有的贸易路线可以运送宝贵的香料，但却不得不遭受沿途关卡的层层盘剥，贸易受到了严重影响;这还没有算上多变的政治局势和盗匪的骚扰。进入十五世纪，威尼斯受到奥斯曼土耳其的封锁与入侵，西方人急迫地需要找到一条通往东方的新商路。

　　在当时，地图学、航海术与造船术都取得了可观的进步。随着技术的进步，卡瑞克帆船与卡拉维尔帆船相继在伊比利亚半岛出现，远洋探险成为了可能。这些融合了传统阿拉伯船只与传统欧洲船只特点的帆船，首次能离开风平浪静的地中海，安全地航往大西洋的开放水域进行探索。

　　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王国的社会结构类似于公司。大家庭中施行长子世袭制，家庭中的长子可以继承家产，次子则可能进入教会，或在同摩尔人的战斗中碰运气，用努力来赢取荣耀和土地。当伊比利亚半岛的土地都被征服者们瓜分殆尽后，北非和罗马治下的廷吉塔纳毛里塔尼亚便成为了征服者们的新目标。葡萄牙先于卡斯蒂利亚完成失地收复，并已开始在北非建立殖民地。阿拉贡亦先于卡斯蒂利亚完成失地收复，并已派遣探险队去寻找直接穿越地中海的新航线。

　　在卡斯蒂利亚完成收复失地运动后，伊莎贝拉女王下令军队继续征战非洲。然而，向西通往印度(实际上是美洲大陆)新航线的发现，改变了她原定的计划，从而持续了近8个世纪的征服活动也得以在这片未知土地上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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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可·波罗(1253年-1324年)

　　13世纪时蒙古帝国的版图，地图制于1923年。蒙古帝国是历史上最辽阔的帝国之一，居住在其境内的人口大约占当时全世界人口的一半。

　　中世纪晚期，有一系列的欧洲探险队曾跨过欧亚大陆前往亚洲，他们是探索时代的先驱者。尽管统一了大半个欧亚大陆，将中国到中亚的商路悉数纳入囊中的蒙古正对欧洲觊觎万分;一部分欧洲人还是利用这个机会前往了东方。随着欧洲到中亚的商路逐渐为意大利城邦的商人所控制，意大利人成为了前往东方的主要人群。他们与近东地中海的亲密关系，使得他们更愿意同这一地区贸易，而不是与更东边的地区。教皇亦派遣了探险队，希望能够找到基督教的皈依者，或寻到传说中祭司王约翰的王国。

　　在已有的史料中，有记载的第一名前往东方的旅客名叫柏郎嘉宾，他于1245年至1247年间到达了蒙古并返回欧洲。然而，马可·波罗在1271年到1295年的旅行才是其中最知名的一次：他穿越了整个欧亚大陆，并抵达了大陆的最东面。后来，《马可·波罗游记》以故事的形式详细地记录了他的旅程，这本书在欧洲流传甚广。

　　这些旅行并没有发挥立即的作用。实际上，蒙古帝国在不久后便以其扩张的速度瓦解了。前往东方的商路变得更加危险，更不容易穿越。14世纪的黑死病同样牵制了东西方的旅行和贸易。此外，通往东方的陆上路线太长，且多被与欧洲作战了多个世纪的伊斯兰帝国控制，商队几乎无法维持有利可图的贸易。随着热衷于侵略扩张的奥斯曼帝国的崛起，欧洲与亚洲的交流变得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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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世纪初朝鲜所制的地图《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显示了郑和时代明朝及其藩属国的世界观

　　郑和(1371年-1435年)是一位中国的探险家和航海家，明成祖曾多次命其率领船队远航，这史称“郑和下西洋”。

　　郑和航行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条：一为安抚东南亚诸邦，“宣德化而柔远人”;二为寻找惠帝允炆，这一点可在《明史》中得到查证;三为同印度诸国建立联系，以便从腹背夹击帖木儿帝国。此外，现代郑和研究者亦总结了其他的一些原因，譬如建立从南亚向西航行的中途候风转航的据点、开辟新航路，使海外远国“宾服”于中国等等。

　　在航行中，郑和船队采用了多种导航方式，主要有：被称为“过洋牵星”的星座观测方法，与使用罗盘测定针路的指南针方法。此外，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海图亦出自郑和船队之手，其中流传至今的有茅元仪《武备志》中收录的《郑和航海图》。郑和探索了东南亚与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如交趾支那、马六甲、暹罗、爪哇、加尔各答、斯里兰卡等。此外，他还到达过波斯湾、东非与埃及。有少部分学者甚至认为郑和曾经抵达过美洲大陆，也即是认为他先于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这批学者中的代表人物当推《1421：中国发现世界》的作者加文·孟席斯。在途经的国家，郑和船队用中国的特产换来了象牙、染料与宝石等商品，并为皇帝带回了长颈鹿、鸵鸟、金钱豹、狮子等珍奇动物。

　　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共计下西洋7次。在第1、3、4、7次的出航中，舰队的随船人员均超过27,000人。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极有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其第一次下西洋所携带的船只共计208艘。郑和乘坐的宝船长44丈、宽18丈，有9条桅杆与12张帆，并由约200名船员操作。

　　郑一钧认为，郑和的航海建立了亚非国际间的和平局势，促进了亚非国际贸易的发展，传播了中国的文教，并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海外知识。此外，他亦指出了郑和下西洋的局限，认为郑和的航海并未带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学者张箭认为，郑和下西洋并没有太大的经济需求，他的七次大规模航海不仅没有为明朝带来巨大的利润，反而令国库空虚。但是，郑一钧并不同意导致国库空虚一说，并以郑和六下西洋所带回的100多万两银子均被用于修建南京大报恩寺，而未被纳入国库的事例来加以佐证。利玛窦曾经这样评价道，中国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因为他们“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这一点亦体现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于1998年所评出的千禧世界航海家名人里。其中，郑和是东方唯一一位入选的人物，而他入选的主要原因便是由于他从未公开表达过对殖民主义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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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东方的渴望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去寻找获取香料的新航线，以取代受政治环境影响而随时可能停止供应的陆地贸易。货币主义者则认为，开启探索时代的主要原因是欧洲贵金属的剧烈流失。欧洲经济建立在金、银货币的流通上，通货的短缺会让欧洲出现经济萧条。还有一个因素是，在收复失地运动中，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基督教国家已与穆斯林国家作战经年，半岛上的基督教国家极需去寻觅海外盟国来反击当地的伊斯兰势力(例如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从而打破伊斯兰教的制约力量。此外，他们也从阿拉伯邻居那学到了很多东西。譬如，在卡拉维尔帆船的发展过程中，阿拉伯三角帆技术的引入改进了船只的机动性。另外，通过从阿拉伯人手里重新获取的古希腊地理文献，欧洲人首次对非洲和亚洲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

　　恩里克王子

　　恩里克王子是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的三子，他曾参与了其父指挥的征服休达的战役，并在萨格里什(今圣维森特角)开办了世界上的第一所航海学校。恩里克的计划是探索非洲西海岸：在几个世纪里，西非与地中海世界的贸易路线都必须跨越撒哈拉大沙漠，而北非的路线则被葡萄牙的宿敌穆斯林国家控制;因此，葡萄牙人希望可以绕开伊斯兰地区，通过海路直接与西非展开贸易。

　　1415年与1416年，恩里克曾两次派人去探索了加那利群岛。1418年，恩里克派贵族若昂·贡萨尔维斯·扎尔科和特里斯唐·瓦斯·特谢拉出航探险，在一场风暴过后，他们意外地发现了马德拉群岛的圣港岛。第二年，恩里克派遣此二人再次出航去建立殖民地，这次他们发现了马德拉主岛。此后，恩里克曾两次派人去征服加那利群岛，但却由于当地土著的抵抗与供给不足而不得已中止。1431年到1432年，恩里克派出的探险队逐步地发现了尚无人类居住的亚速尔群岛，不久后葡萄牙便开始殖民该群岛。

　　1434年，恩里克派吉尔·埃阿尼什首次越过了博哈多尔角的障碍。这里是当时西方人所知道的最南的地点。1437年，恩里克参与了葡萄牙对北非的战役，但葡萄牙在这场战役中遭到惨败，恩里克的弟弟费尔南多亦被俘为人质。1448年，恩里克下令在北纬20度左右的阿奎姆岛建立据点，这成为了欧洲人在西非海岸建立的第一个殖民据点。在二十年内，葡萄牙用武力取得了撒哈拉地区的控制权，并开始在现今的塞内加尔地区进行黄金与奴隶贸易。

　　达伽马

　　瓦斯科·达伽马(1469年-1524年)

　　在不断发现金矿的同时，1469年-1472年葡萄牙人发现了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后来在那里建立起了世界上的第一个制糖业殖民地。1482年，迪奥戈·康率领的一支探险队与刚果王国取得了联系。

　　1487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迪亚士受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委托出发寻找非洲大陆的最南端，他率三艘船只从里斯本出发，沿着西非海岸南下，而在南纬29度遭遇暴风漂流十三日，最后在1488年2月3日进入非洲南端的莫塞尔湾。他并发现了非洲最南端的厄加勒斯角与西南端的风暴角，而后风暴角被若昂二世改名为好望角。这意味着进入印度洋的航线已被发现。

　　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借由一位熟悉西印度洋季风规律的回教徒领航员之助，发现了通往印度的新航线，使得陆上丝绸之路不再是通往东方市场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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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斯蒂利亚王国是葡萄牙的竞争者，但它对大西洋的探索要略晚于葡萄牙：到15世纪末，尽管卡斯蒂利亚的航海者们已开始在大西洋的海面上从事商业贸易与海上劫掠的活动，但还未与这位半岛上的邻居展开直接的竞争。两国的第一次对抗发生在加那利群岛，卡斯蒂利亚通过阿尔卡苏瓦什条约确立了对群岛的拥有权，在1478年到1496年间通过武力征服了当地的原住民关契斯人后，卡斯蒂利亚吞并了整个群岛。另一方面，卡斯蒂利亚的海军则致力于在伊比利亚半岛上赢得对伊斯兰的战争。在完成收复失地运动后，卡斯蒂利亚将海上舰队悉数派出，去搜寻新的殖民地与海外贸易路线。

　　1492年，伊莎贝拉女王资助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探险活动，希望他找到向西航往印度洋的路线，以替代在《阿尔卡苏瓦什条约》中规定由葡萄牙人保有的南非航线。哥伦布终究没有抵达亚洲，但他却意外地发现了一片新大陆——即美洲大陆。

　　通往“亚洲大陆”(欧洲人称之为“印第安”)新航路的发现，让西班牙与葡萄牙在势力范围的划分上再起纠葛，最后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介入调停下，两国于1494年签订了《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这一条约为两国划定了欧洲之外的已知世界上的势力范围。佛得角群岛以西370里格的子午线成为了两国的势力分界线。分界线以东归葡萄牙，即非洲、亚洲与南美洲东部(巴西东北的少部分);分界线以西归西班牙，即绝大部分的美洲大陆、太平洋的岛屿以及当时尚未发现的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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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西班牙的竞争对葡萄牙的垄断造成了威胁，但葡萄牙的探索与殖民依然在继续进行着。葡萄牙人是第一批抵达日本并与该国展开贸易的欧洲人。在曼努埃尔一世国王的统治下，葡萄牙王国为继续控制其宣称拥有的土地和贸易路线制定了详细的计划，他们的策略是在通往东方的主要航道上修建一系列的要塞。这样的要塞与殖民地有黄金海岸、罗安达、莫桑比克、桑给巴尔、蒙巴萨、索科特拉、霍尔木兹、加尔各答、果阿、孟买、马六甲、澳门与帝汶。此外，葡萄牙人还统治着巴西，这片土地于1500年由葡萄牙人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发现。根据1494年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巴西被“划分”在了葡萄牙的一侧。

　　葡萄牙的本土位于伊比利亚半岛沿海地区，难以向内陆扩张。随着时间的过去，过于窄小的本土极大地限制了它的扩张能力，令它无论在财政还是人力上都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此外，分布于全世界的葡萄牙要塞长期面临着人力与装备缺乏的处境。因此，葡萄牙无法与其他更加强大的势力竞争，其殖民地与贸易注定要被他国蚕食，它在东方贸易中的垄断地位已不再长久。葡萄牙在东方霸权的衰落肇因于荷兰、法国和英国的探索的展开：这三个国家在教皇划分世界的时候并未参与其中，因此它们没有遵守葡西间条约的必要。1580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以葡萄牙前国王塞巴斯蒂昂的合法继承人的身份兼任了葡萄牙的国王(腓力二世是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外孙)。合并后的帝国又因为过于庞大而失掉了它的绝对优势，无法应对来自新兴势力的竞争。

　　在西非、中东与远东地区，英国与荷兰逐渐蚕食掉了葡萄牙的一部分殖民地。孟买在后来被作为结婚礼物赠送给了英国。只有澳门、东帝汶、果阿、安哥拉、莫桑比克与巴西还在葡萄牙的实际控制之下。荷兰人曾经夺取了巴西将近一半的土地，但最终还是被葡萄牙人夺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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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大发现时代结束于17世纪末。在15世纪中叶，人类知识总合中已知的陆地面积只占全体陆地的2/5，航海区域亦只有全部海域的1/10;但到了17世纪末，人类知识总合中已知的陆地和海域都已达到全体的9/10。当然，远洋探索依然继续着。直到19世纪，欧洲人才开始探索北冰洋和南冰洋。

　　过去地理大发现曾被认为是缘于欧洲科技的瞬间跃进，或者少数航海先驱的英雄行径。当代史家则逐渐倾向认为，这是从十一世纪以来，欧洲内部经济、文化与科技逐渐成熟的结果。

　　地理大发现对全世界，尤其是欧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它让地中海沿岸的经济活动进入了数千年来最活跃的时期。起初，地中海的权力和财富掌握在位于意大利与希腊人手里;随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阿拉伯人开始显赫于地中海;后来，葡萄牙与西班牙进行了收复失地运动，发现了新航路并进行了环球航行，意大利城邦失去了他们对东方贸易的垄断，欧洲的重心转移到伊比利亚半岛上。19世纪，北欧的法、英、荷三国开始活跃，他们主导了大西洋的经济活动，其中一部分国家的影响力延续至今。

　　随着远洋探索的展开，跨洋的商业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海外贸易累积的财富激发欧洲人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事业，促使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的发展，最终直接、间接地激发了帝国主义。此外，在欧洲社会结构方面，商人们先后取代了南欧与北欧的封建领主，成为社会中最具权势的阶层。在英国、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资产阶级逐步控制了本国的政治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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