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是春秋时期老子(李耳)的哲学作品。《道德经》被誉为万经之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对中国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道德经》主要论述“道”与“德”：“道”不仅是宇宙之道、自然之道，也是个体修行即修道的方法;“德”不是通常以为的道德或德行，而是修道者所应必备的特殊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为人处世之方法。

　　老子的本意，是要教给人修道的方法，德是基础，道是德的升华。没有德的基础，为人处世、治家、治国，很可能都失败，就没有能力去“修道”。所以修“德”是为修道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可能也是人所共需的;修道者更需要拥有宁静的心境、超脱的人生，这也缺“德”不可。《道德经》德经部分，在经文中占了很大部分，这是修道的基础。

　　“道”是浑全之朴，“众妙之门”。“道”生成了万物，又内涵于万物之中，“道”在物中，物在“道”中，万事万物殊途而同归，都通向了“道”。

　　“道”不只是有形的“物质”、思虑的“精神”、理性的“规律”，而是造成这一切的无形无象、至虚至灵的宇宙本根。“物质”、“精神”、“规律”皆是“道”的派生物。 “道”是先天一炁，混元无极，“道”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至简至易、至精至微、至玄至妙的自然之始祖、万殊之大宗，是造成宇宙万物的源头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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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文献记载，老子静思好学，知识渊博。他的老师商容教授知识过程中，老子总是寻根问底，对知识非常的渴望。为了解开自己的疑惑，他经常仰头观日月星辰，思考天上之天为何物，以至于经常睡不着觉。后来，商容老师“实乃老夫之学有尽。”推荐老子入周都深造。文献记载：”老子入周，拜见博士，入太学，天文、地理、人伦，无所不学，《诗》《书》《易》《历》《礼》《乐》无所不览，文物、典章、史书无所不习，学业大有长进。博士又荐其入守藏室为吏。守藏室是周朝典籍收藏之所，集天下之文，收天下之书，汗牛充栋，无所不有。”通过这段经历，老子积累了丰富的学识，也使他远近闻名。

　　老子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环境是周朝势微，各诸侯为了争夺霸主地位，战争不断。严酷的动乱与变迁，让老子目睹到民间疾苦，作为周朝的守藏史，于是他提出了治国安民的一系列主张。

　　函谷关的守关关令尹喜对《道德经》的成书也起了巨大作用，他少时即好观天文、爱读古籍，修养深厚。司马迁在《史记老子传》中记载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言道德五千言而去，莫知始终”，尹喜感动了老子，老子遂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和以王朝兴衰成败、百姓安危祸福为鉴，溯其源，著上、下两篇，共五千言，即《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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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经》是春秋时期老子(李耳)的哲学作品。《道德经》被誉为万经之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对中国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道德经》主题思想：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是《道德经》中老子思想的精华。“道”作为《道德经》中最抽象的概念范畴，是天地万物生成的动力源。“德”是“道”在伦常领域的发展与表现。“道”与“法”在规则、常理层面有相通点，但不同于西方自然法。“法”应效法自然之道，在辨证的反向转化之中发挥其作用。

　　哲学上，“道”是天地万物之始之母，阴阳对立与统一是万物的本质体现，物极必反是万物演化的规律。伦理上，老子之道主张纯朴、无私、清静、谦让、贵柔、守弱、淡泊等因循自然的德性。政治上，老子主张对内无为而治，不生事扰民，对外和平共处，反对战争与暴力。这三个层面构成了《道德经》的主题，同时也使得《道德经》一书在结构上经由“物理至哲学至伦理至政治”的逻辑层层递进，由自然之道进入到伦理之德，最终归宿于对理想政治的设想与治理之道。也就是从自然秩序中找出通向理想社会秩序的光明正道。

　　“道法自然”的法哲学思想内涵

　　一、“道”与“德”之内涵界定

　　1、“道”：老子在《道德经》开篇阐明：“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是老子对于“道”这个概念的总括性的描述：道，非当时社会一般的道, 即人伦、常理之道，也非当时时人所能命名之道。“道”在老子那里已经超越了世俗社会生活，更加接近于自然法则之道，因为天地万物的始基与母源在于“道”，由道开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由此，老子用“玄之又玄”来描述道的特殊性与深奥性，而其实这个“道”虽然“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捪之而弗得”，但老子所言之道并不远人，这里只是老子用“玄”来强调他所言之道与当时社会所言之道的差异性，并且阐述他所言之道的超然性与根基性。

　　所以老子在后面的论述中又坦言，“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而人莫之能知也，而莫之能行也。”老子感慨道：“知我者希，则我贵矣。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

　　老子所言之“道”即“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萧呵，潦呵，独立而不垓，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这句话意思是，在天地生成之前，宇宙中就有混沌的物体存在，它幽静无声，广阔无边，无依无靠又长存不改，它就是化育万物的慈母。“我”——老子不知道它的名字，就勉强称它为“道”，命名为“大”。

　　由此得知，老子所言之道首先具有物质性，是天地万物生成的原始动力源，并且它的存在独立而不可丈量，具有无限性。对于“道”这种力量，老子自己是无法给予它确切的描述的，所以他认为，道只是权宜之称。

　　道的特性：老子说，“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道体似虚而实，所以体内蕴含用之不竭的物质和能量，但不会因自满而溢出。老子认为，道体柔而不刚，内部单纯，外部朴素无华，且清澈透明，长存于天地之间。所以道无处不在，不管是个人，还是人类社会，包括天地万物都应该效法道而运行，而道法自然，返璞归真。这里的“自然”字面解为自己如此，但是道与自然规律是同一的，也即“国中四大”皆应效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特性，从而保持自身“天长地久”。

　　老子所处当时西周社会，诸侯各国穷兵黩武，战乱频仍，社会之礼仪伦理已无法恢复，所以老子看透人类社会之所以会纷争不已，都是由于圣人、礼仪、法令、欲望、智慧等有为措施所引起的，正是因为社会看中名利、实力、好胜等荣誉，所以天下才会出现资源有限性的占有之争。老子因此提出回归自然，顺应无为而治、清净绝智的自然世界的规律，从而才能守弱胜强，达到小国寡民的平静生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

　　2、“德”：“德”是“道”在伦常领域的发展与表现，因此由道进入德是由自然秩序同向社会秩序的一道屏障，即转而论述人的行为规范。德与法都是规范社会与人的行为的约束力量，但在老子那里两者有不同的地位。老子认为，上德的本质与道之德的本质同于一，因此上德源自于“道” 。老子所言之德也不同于常人所言之德。第三十八章载：“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失德，失德儿后失仁，失仁而后失义，失义而后失礼。”

　　老子认为，上德主张无所事事，一切顺应自然，带有明显的“无为”特征，可理解为因循自然的行为规范。这种因循自然的德重生命，轻名利，持守清静，戒除贪欲，息心止行，悟道四达, 自然无为，同时以百姓之心为心，将自身与自然融为一体，最后归于道。下德由上仁、上义及上礼组成，需要人实际去实行与推广，带有明显的“有为”特征，注重人为的行为规范。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老子眼里，孔子推行的仁义理智信只是人为教化的结果，没有达致真正无为超脱的上德境界，所以贬之为下德。上德的无为境界与法本身需要国家制定、国家干预以及公之于世的特性相违背，所以法律不过是下德的范畴而已。但是下德之中，法律与仁、义、礼又有所不同，老子并没有把法纳入到下德的探讨范围之内，似乎可以得出，老子认为，仁义礼是高于法律的，而法律不过是一种治国之器物。

　　老子之德与孔子之德有区别，同时也不同于“礼”，但是世俗之法与礼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程度来讲，春秋战国时期，礼法之间是合为一体的。孔子之德在老子看来是属于“下德”范畴，是属于人为规范的领域，而老子认为，上德表现为无为，即不去考虑德与不德的问题, 反而是最大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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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经》是春秋时期老子(李耳)的哲学作品。《道德经》被誉为万经之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对中国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道德经》其要在乎理身、理国。理国则绝矜尚华薄，以无为不言为教。理身则少私寡欲，以虚心实腹为务。

　　——唐玄宗

　　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并在其中。

　　——宋太宗

　　中国古典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而“道”的观念是《老子》首先提出的。

　　——张岱年

　　老子思想的集大成——《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tuò)手可得。

　　——尼采

　　或许除了《道德经》之外，我们将要焚毁所有的书籍，而在《道德经》中寻得智慧的摘要。

　　——威尔·杜兰

　　每个德国家庭买一本中国的《道德经》，以帮助解决人们思想上的困惑。

　　——施罗德(德国总理)

　　道家的思想，在探究宇宙和谐的奥秘、寻找社会的公正与和平、追求心灵的自由和道德完满三个层面上，对我们这个时代都有新启蒙思想的质。道家在两千多年前发现的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愈来愈清楚地展现在人类的面前。

　　——普利高津(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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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经》内容涵盖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诸多学科，被后人尊奉为治国、齐家、修身、为学的宝典。它对中国的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先秦诸子、中国人的文化思想等没有不受老子影响的。它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文化、科学、宗教等等方面。据元朝时的不完全统计，先秦以来，研老注老著作至元朝时就超过三千余种，具有代表性的不少于一千种，从侧面说明了《道德经》的巨大影响。

　　毛泽东对《道德经》的引用

　　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到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其中说到要“互通情报，这对于取得共同语言是很重要的”，批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所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语出《道德经》第80章，体现的是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后来用来形容彼此不了解，不互通音讯。

　　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在谈到面临的困难和应对的目标时，毛泽东说：“我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也这样讲过，我说咱们的目标：熬头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全国先’。就是说，咱们不打熬头枪。”他引用了老子“不敢为全国先”的名言，意思就是先弃后取，先退后进，先让后争，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实践证实，毛泽东的这一战略计划是富有远见的。

　　1949年8月18日，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悄然离去。毛泽东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其中谈到：“多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句引语出自《道德经》第74章，原文是：“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而杀之，孰敢?”毛泽东这里说的“民”是指有志气、有骨气、有能力的中国人民，面对美蒋威胁奋起抗争。也正是这些中国人民赢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晚年，毛泽东依旧常读《道德经》，在发言、谈话、文章中每每引用老子名言，并十分重视对老子思想的研究。

　　1957年2日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谈到：“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两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并举出了日本侵占中国最后失败的例子。老子这句极富哲理的语言包含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即有关对立统一和矛盾转化的问题，这正是毛泽东极其看重的一点。毛泽东对《道德经》爱不释手，每到一处必带《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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