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载：“宋共公自睢阳徙相子城，又还睢阳，睢阳即商丘”，这是在向我们说明一个问题，即是在宋文公其后，宋国虽然得到短暂的稳定时期，但是时运并没有给予宋国任何扶持，而是带来了洪涝灾害，这场洪涝灾害的破坏性非常之强，直接导致宋共公根本来不及修筑堤坝，加强防洪设施，而是只能选择迁都，才能躲避这场灾难。

　　不要提什么宋国祖先们的治水技巧，宋共公对于这场水灾的防范性措施根本没有具体落实，商丘的城墙就已经无法坚持，这跟任何诸侯国的侵略还不同，诸侯国的军队即便全军突击，要攻破宋国的城池，也很难说是一朝一夕，而洪水说来就来，不可能给人足够多的反应。这就是古人对洪水的恐惧，要多于对战争的恐惧的原因。后来秦国在攻伐战争中，就多次利用洪水来冲破堤坝，攻破城池，对楚国，对魏国，秦国都曾用过这样的办法。

　　宋共公直接选择迁都，来应对洪水灾害，是无奈之举。但宋国多内乱，怕的其实不是自然灾害，而是宋国内部亲族的混战，数代之间皆为如此。宋殇公、宋废公、宋闵公被弑杀，乃至宋成公的几个儿子争夺公位，多半与亲族之间争夺权力密切相关，宋国的内乱之宿命，即是如此，对宋国的发展具有摧毁性的破坏，尤其是宋襄公其后的诸公子争位，直接导致宋国霸业中衰，彻底沦落为晋楚称霸的附庸，时而归楚，时而归晋。宋国内部壁垒的坍塌，比洪水更为可怕。

　　宋共公时代的宋国朝廷体系，主要以九卿为首，有右师华元，左师鱼石，司马荡泽，司徒华喜，司城公孙师，大司寇向为人，少司寇鳞朱，大宰向带和少宰鱼府，这些人都是宋国的公族子弟，大多承继数代而来，树大根深，枝繁叶茂，绝非寻常朝臣可倾覆。其中，华元、华喜是戴公的后世，公孙师是庄公的后世，其他则为桓公的后世。

　　宋戴公和宋庄公之世，尚处宋国披荆斩棘的时代，是积极恢复宋国殷商文化，努力开疆拓土，与近邻郑、鲁等国争夺霸权的时代，而到宋桓公时代，宋国国力强盛，且当世春秋方兴，齐桓公尊王攘夷，引领着时代潮流，宋桓公其后的宋襄公，即将宋国国力发展至巅峰。就时间而言，宋桓公其后的子孙，显然更具有争夺权力的意识，在宋成公的儿子们相继为君，就可见宋国的公子夺权才是进入白热化，这些公子为夺权，也自持续拉拢各方势力，无形之中也就在拓展自己家族的力量，因此宋桓公的后人在宋共公时代掌握大半朝中权力，也就很好理解。

　　宋共公显然对公族中的权力争夺战心知肚明，兄弟子侄之间亦不可尽信，所谓“春秋之世，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宋共公可以做的就是持续巩固宋国公族，尤其是王族的力量，才可能与那些潜在的威胁所抗衡。此时的晋楚称霸频发，中原诸侯大多与晋国为伍，与楚国征战，但往往胜负难分，宋国地处晋楚两国的中间缓冲地带，政治格局极易陷于附庸，宋共公为巩固宋国力量，亦与诸国开展会盟与联姻，史书载：“二月，伯姬归于宋。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复命，公享之。”宋国与鲁国的联盟，某种程度上稳固宋国政局，是宋共公平息内部问题的措施。

　　当然，宋共公的决策并不能彻底解决内部矛盾，公族子弟互相之间的斗争日渐白热化，到宋共公逝世，公族子弟失去了国君这位制衡者，尤其是桓公之后，因掌握朝中大权，便煽动族人将宋共公的太子杀死，期图以自家族人继位为宋国君主。但在华元等运筹帷幄之中，这场叛乱最终被平定，主事者荡泽被杀。宋共公的小儿子被立为国君，也就是后来的宋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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