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愍王为政期间的举措有哪些 有关人物作品有哪些

　　王颛(1330年—1374年)，高丽王朝第31任君主(1352年—1374年在位)。初名祺，1366年改名颛，号怡斋、益堂，蒙古名伯颜帖木儿。

　　为政举措

　　政治

　　官制改革

　　恭愍王时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先后实行了四次官制改革。高丽原本模拟中原皇朝的官制，元朝控制以后以“僭越”为由将高丽官制一概降格。至正十六年(1356年)，随着反元政策开始展开，恭愍王宣布“复我祖宗之法”。所谓祖宗之法，大致是高丽文宗时的官制。恭愍王恢复了三师三公和三省六部，将三司并入尚书省，将密直司恢复为枢密院，将监察司恢复为御史台，司议大夫恢复为谏议大夫，成均馆恢复为国子监，典校寺恢复为秘书监，其余诸寺也恢复旧称，将右文馆、进贤馆提学恢复为修文殿、集贤殿学士，将艺文馆、春秋馆提学恢复为翰林院学士，平壤府尹恢复为西京留守，爵位从“君”恢复为公侯伯子男，并新设管理宦官的机构——内侍府，另外下令“永罢”武臣政权时期崔瑀所设的政房，将人事权复归吏、兵二部，等等。

　　红巾军入侵后，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的恭愍王试图恢复与元朝的宗藩关系，便于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再次启动官制改革，大体上恢复了恭愍王即位时的体制，即佥议府、密直司、监察司三足鼎立，六部改为典理司(吏部)、版图司(户部)、礼仪司(礼部)、军簿司(兵部)、典法司(刑部)、典工司(工部)，官员从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改为判书、总郎、正郎、佐郎，其他官制也基本恢复了元朝控制时期的状态。

　　元朝灭亡后，恭愍王(实为辛旽主导)在己酉年(1369年)第三次改革官制。这次只有一部分官制恢复文宗旧制，一部分是在文宗旧制和元朝控制时期的官制采取折中，将佥议府改为门下府(旧称中书门下省)，领都佥议改称领门下(旧称中书令)，都佥议侍中改称门下侍中，佥议赞成事改称门下赞成事(旧称平章事)，佥议评理改称参知门下府事(旧称参知政事)，知都佥议改称知门下府事(旧称知门下省事)。将六司改为选、民、礼、总、理、工六部，长官虽恢复为尚书，但属官改为议郎(旧称侍郎)、直郎(旧称郎中)、散郎(旧称员外郎)，并将监察司改为司宪府(旧称御史台，司宪府之名曾在忠宣王时一度使用)，将司议大夫恢复为谏议大夫，将右文馆、进贤馆提学恢复为修文殿、集贤殿学士，恢复公侯伯子男爵位等等。

　　辛旽倒台后，恭愍王在洪武五年(1372年)展开第四次官制改革。除了门下府、司宪府继续保留、将其中的官属知门下府事改称门下评理等内部调整以外，其余官制都改回恭愍王第二次官制改革时的状态，也就是元朝控制时期的官制。

　　礼制改革

　　恭愍王在推行反元政策的同时，也在礼制上采取了去蒙古化、恢复古礼的措施。他在即位教书中宣布：“箕子受封于此，教化礼乐，遗泽至今，宜令平壤府修祠奉祀”，至正十六年(1356年)实行反元政策之际重申修葺箕子祠的命令，确保按时祭祀，表明了他重振礼乐的志向。自从高丽蒙古战争后，高丽太庙礼乐多有废弃，恭愍王对此非常重视，他一方面多次亲祭太庙，另一方面命宰相李齐贤考定太庙昭穆次序，新制乐器、祭器、祭礼、乐章，对礼乐祭祀加以整饬。明朝建立后，恭愍王又从明朝导入了乐器和雅乐。

　　在服饰上，恭愍王也采取了复古的措施。他刚从元朝回来时，辫发胡服，完全是蒙古人的打扮。大臣李衍宗请求恢复先王之制，于是恭愍王蓄发易服。明朝建立后，恭愍王派总部尚书成准得等朝贺明太祖，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请求下赐祭服，明朝便赐给国王冕服及百官祭服，同时给国王下赐远游冠、绛纱袍，给王妃下赐凤冠、翟衣，史称“自是衣冠文物焕然复新，彬彬乎古矣”。但恭愍王时期的常服仍是笠帽胡服，所以恭愍王想进一步改革服制，并禁止高丽人效法蒙古人剃头，但没过多久他就被弑杀了，到禑王末年才正式导入明朝官服。

　　科举改革

　　科举制度是高丽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但武臣政权以后就日益衰落，到恭愍王时已完全沦为权门势族猎官的过场，紊乱到了极点。恭愍王对科举之弊非常不满，对其加以改革，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将科举终场由策问改为诗赋。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听从李仁复、李穑的建议，禁止考生夹带书册。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亲赴九斋主持考试，考试内容为经义，同年指示要选拔通晓儒家经典的人士为考官，并以“无益国家”为由废除了国子监试。至正二十九年(1369年)下令效仿元朝制度，实行乡试、会试、殿试，后又规定25岁以下者不得应举及考生不得赴他道参加乡试。这是为了杜绝权门势族的年轻子弟通过国子监试(成均试)轻而易举攫取官职而进行的改革。

　　筹划迁都

　　高丽末期，一直流传着开京王气将尽的说法，恭愍王为了给高丽续命，便产生了迁都的念头。至正十六年(1356年)恭愍王推行反元政策后，派判书云观事陈永绪前往南京汉阳(今韩国首尔)查看风水，并修建南京宫阙，打算迁都南京，王师普愚也依据《道诜秘记》，称“都汉阳则三十六国朝”，建议迁都南京。至正二十年(1360年)，由于修建宫阙导致民怨沸腾，加上太庙占卜迁都不吉，恭愍王中止了迁都南京的计划，但又在开京附近临津县的白岳营建宫阙，人们称之为“新京”。红巾军被赶走后，恭愍王又打算迁都江华岛，国人都不乐意，后因太庙占卜不吉而放弃该计划。辛旽当权时，又先后主张迁都西京平壤和忠州，但因陈永绪的劝阻而流产。

　　大兴土木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二月，鲁国公主病死，恭愍王悲痛欲绝，他为公主举行了豪华的葬礼，并营建了宏大的陵墓——正陵，有人形容其陵墓“以珠襦、玉匣、金凫、银雁之物为之饰，制作极一时之妙，虽骊山之役无以加此”，成为后世盗墓者最为垂涎的对象。除了正陵之外，恭愍王还动员数万民夫，为公主修建影殿(供奉画像的宫殿)，配以佛寺，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选址于王轮寺，两年后移到马岩，过了两年又移回王轮寺，其规模也是“穷极奢丽”。当时高丽天灾不断，倭寇肆虐，恭愍王为公主大兴土木无疑极大加剧了高丽的财政负担，削弱了国力，史称“时影殿、正陵役大兴，百司所事不出土木，庶事废弛，仓禀虚竭，宿卫单弱，军政不修，至无兵可操，无甲可授，诸军索然，望贼不敢进”。故后人认为“高丽之亡，盖由于此(指营建正陵和影殿)”。

　　经济

　　高丽王朝后期，田柴科制已经崩溃，权门势族大量兼并土地和人口，私田、农庄盛行，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对国家利益也构成很大的威胁。因此恭愍王对田民(土地和奴婢)问题高度重视，即位后便对此加以整饬，设立都监，审理田民诉讼，将权门势族掠夺的土地归还原主，奴婢予以解放。他还规定若无视解放奴婢的判决，四品以上申闻科罪，五品以下杖决流配。当权贵印承旦要求废除辨整都监时，恭愍王只是冷冷回应：“穿窬夜行，恶月之明。”另一贵族金永煦也在书筵上提出同样请求，恭愍王很不高兴地说：“予欲闻嘉言，设书筵，卿言实乖予心。”然后称病拂袖而去。尽管恭愍王整顿田民的决心如此坚定，但权门势族的反对也依旧强大，随着各种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恭愍王前期的田民推整也不了了之。

　　在恭愍王中期的内忧外患中，国家掌握的户籍土地账簿被红巾军焚毁，同时功臣武将势力崛起，恭愍王不得不大量赏赐土地和奴婢，造成田民问题进一步严重。等到局面安定以后，恭愍王吸取了前期改革的教训，起用了跟权门势族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辛旽来改革国政，自己则在幕后支持，田民推整是其最重要的改革举措。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辛旽恢复了田民推整都监，自任判事，发榜严令京中限15天、诸道限40天内退还非法夺占的田民，否则“事觉者纠治、妄诉者反坐”。命令出来后，权贵们慑于威势，纷纷退还土地，“中外忻然”。奴婢请求放良都予以批准，于是奴婢们都高呼：“圣人出矣!”但高丽王朝积弊已深，加上田民推整的参与者李仁任、李春富本身也是权门势族，因此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田民紊乱的局面。洪武四年(1371年)辛旽倒台后，恭愍王在社会经济上的措施仅限于劝课农桑、免除赋税、禁止高利贷、调查户口、恢复常平仓、救恤灾民和贫民等，可以看出他在田民问题上已作出妥协。直到李成桂实行科田法，才算解决了这一问题。

　　文化

　　儒学

　　恭愍王时期，朱子学已在高丽生根发芽，使儒风渐盛，李穑便是代表人物。恭愍王也顺应这一潮流，重视儒学的发展。至正十二年(1352年)，恭愍王开书筵，命元老大臣和士大夫轮番入侍，进讲儒家经典。另一方面，恭愍王即位后，面对学校衰落的局面，下令修缮成均馆及其他学校。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命廉兴邦等负责在崇文馆旧址重建成均馆，并分设五经四书斋。李穑回忆说：“玄陵当日右斯文，泮水青衿闹似云。”

　　佛教

　　恭愍王还实行尊崇佛教的文化政策，郑道传形容道：“玄陵崇尚佛教，亲执弟子之礼于髡秃之人，宫中之百高座，演福之文殊会，无岁无之。云庵之金碧，辉映山谷;影殿之栋宇，耸于霄汉。”恭愍王多次临幸寺庙，大作佛事，据统计他在位20余年间所举行的各种法会、道场共计69次。他还重用僧侣，在位初年信任复丘，复丘在至正二十四年(1354年)圆寂，他又重用普愚(太古和尚)，至正十六年(1356年)封他为王师，设立圆融府为其官属，并亲自以师弟之礼、卤簿之仪迎普愚入宫。辛旽得宠后，普愚很看不惯，便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辞去王师之位，恭愍王另以千禧为国师，禅显为王师。洪武四年(1371年)以慧勤(懒翁和尚)为王师，他在位后期还尊崇普觉、大智、普印等僧侣。同时，恭愍王严格规范度牒制度，禁止民众为逃避赋役而擅自出家。

　　军事

　　军事体制

　　恭愍王时期的高丽多灾多难，战争不断，因此他对军事体制也非常重视，实行了诸如改善兵役赋课方式、扩充军队、整顿驿站、实行屯田、设立武学等措施，并设忠勇四卫，强化国王宿卫。

　　北上开拓

　　至正十六年(1356年)，恭愍王在铲除了以奇辙为首的亲元势力后，就着手展开北拓。他以印珰、姜仲卿为西北面兵马使，又以柳仁雨为东北面兵马使，双管齐下侵入元朝领土。在其后数年间，高丽不仅收复了高丽高宗时失去的铁岭以北诸州(即元朝的双城总管府)，还占领了女真人居住的江界、泥城及高丽睿宗时尹瓘短暂占据的土地(即元朝的合兰府)，开辟了大片疆域。恭愍王在新开拓的土地陆续设立万户府，命重臣廉悌臣经营西北面，移南道人户充实之，在东北面则置营于咸州(今朝鲜咸兴)，调集江陵、庆尚、全罗等道兵马来防守，又以三家为一户，百户为一统，统主隶属帅营，无事时轮番守卫，有时事集体出动。

　　在至正十六年(1356年)的北拓中，印珰曾攻入鸭绿江以北的辽东八站地区，破婆娑府等三站，很快便退回。元朝灭亡后，恭愍王再次命令高丽军队跨过鸭绿江，展开所谓的“东宁府征伐”。东宁府所在位置于史不详，据考证在今吉林省梅河口市山城镇一带。庚戌年(1370年)初，东北面元帅李成桂领兵渡鸭绿江，在也顿村(今吉林集安榆林镇一带)收伏了东宁府同知李吾鲁帖木儿，随后攻陷了兀剌山城(今辽宁桓仁五女山城)，远近为之震动。李成桂俘虏了元朝枢密副使拜住(韩复)以下三百余户，配合他行动的西北面副元帅杨伯渊也擒获东宁府头目五十余人而还。同年冬，西北面元帅池龙寿、副元帅杨伯渊及林坚味、李成桂等再次率兵自义州渡过鸭绿江，迅速攻破了辽阳城，俘虏北元平章金伯颜而还，是为第二次东宁府征伐。高丽宣称其北伐的目的是捉拿奇辙之子奇赛因帖木儿，但也有人认为这只是借口，目的是想浑水摸鱼夺取辽东，还有人认为这两次征伐都是无意义之举。洪武四年(1371年)九月，恭愍王又派西京都万户安遇庆等渡鸭绿江讨伐五老山城(即兀剌山城)，俘虏元朝枢密副使哈剌不花。翌年初遭到辽东元军报复入侵。

　　南征耽罗

　　济州岛(耽罗)是高丽的属地，元朝派人到这里牧马，被称为“牧胡”或“牧子”。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十月，济州背叛高丽，归顺元朝，元廷派枢密副使文阿但不花出任耽罗万户。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高丽试图出兵收复耽罗，失败。翌年元顺帝虽然批准耽罗复归高丽，但当地“牧胡”抗命，屡次杀死高丽派来的官员。洪武五年(1372年)四月，高丽请求明朝同意出兵耽罗，但被朱元璋拒绝。洪武七年(1374年)八月，以明使林密、蔡斌来索马为契机，恭愍王派崔莹等率兵2万多人讨伐耽罗，彻底清剿了“牧胡”，使济州复归高丽版图。

　　抵御倭寇

　　恭愍王时，日本已经分裂为南北朝，南朝的“恶党”经常掠夺高丽沿海，严重影响漕运和民生，这就是当时高丽的痼疾——倭寇。恭愍王在位23年间的18年都有倭寇入侵，共计74次之多，其中开京戒严5次。洪武五年(1372年)十月，恭愍王亲自前往升天府(今朝鲜开丰)督师抗倭，洪武七年(1374年)四月，恭愍王又诛杀了抗倭不力的都巡问使金鋐，肢解他的尸体并徇示诸道。

　　外交

　　对元朝

　　恭愍王之初，如同忠烈王以来的高丽国王，都活在元朝的卵翼下。至正十一年(1351年)十月，还在元大都的王祺就被元朝册封为征东行省左丞相兼高丽国王，两个月后回国即位。此时高丽国内与元室联姻的奇、权、卢三家贵族势力猖獗跋扈，恭愍王也萌生了反元之心。他虽然在前期事元甚谨，对元朝频繁派遣的慰问奇氏家族的来使毕恭毕敬，并应元朝要求派遣2000精兵助剿张士诚，但这只是表象。当恭愍王从回国人员那里获悉元朝在镇压农民军时的虚弱表现时，便决定摆脱元朝羁绊。直到至正十六年(1356年)二月，元朝还赐予恭愍王“亲仁保义宣力奉国彰惠靖远功臣”的封号，恭愍王上表感谢;五月九日，元朝派奇完者不花来高丽，将荣安王奇子敖(奇皇后之父)改封一字王敬王，并追封奇家三代祖先为王，元使走后恭愍王就发难，先通过政变除掉奇辙、权谦、卢頙为首的“附元辈”，然后罢征东行省理问所、停至正年号、复高丽旧制，北上入侵元朝，收回高丽故土，甚至还越过了鸭绿江，并释放了因侮辱元使而下狱的郑之祥。至此结束了80多年之久的元朝控制时期，使高丽重新成为自主的国家。

　　就在恭愍王展开反元政策时，元朝派去册封奇辙为大司徒的使者来到高丽，被西北面兵马副使辛珣捉住后逃走。元朝得知恭愍王反元的消息后，将高丽节日使金龟年囚禁于辽阳，并扬言发兵80万讨伐高丽，其后软化了态度，派撒迪罕来宣谕恭愍王解释事实、捕获真凶。恭愍王也杀西北面兵马使印珰作替罪羊，上表谢罪，声称是因为奇辙等谋反才被迫杀了他们，而高丽侵占的元朝领土都是高丽旧地。元朝也暂时原谅了恭愍王，相当于默认了恭愍王反元政策的成果。

　　经过红巾军入侵后，恭愍王又想强化与元朝的宗藩关系，便恢复征东行省及驸马国的官制，并派人献上缴获的元朝玉玺等物。但对奇辙之死耿耿于怀的奇皇后及在元高丽人崔濡等却怂恿元顺帝废黜恭愍王，另立王叔德兴君塔思帖木儿。恭愍王听到风声后一面加紧防备，一面派李公遂、洪淳等赴元陈情，但元朝还是在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初大举入侵高丽，反被高丽打败。随着元朝政局变动，奇皇后失势，元廷恢复了恭愍王的王位并遣返崔濡，但不肯交出德兴君。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明军攻入元大都以后，恭愍王一面保持与元朝的宗藩往来，一面计划遣使赴明，翌年就停用至正年号，对明称臣，随后三次侵入元朝辽东。但恭愍王与北元并未彻底断交，在东宁府征伐时发布的榜文中仍以元朝藩属自居。洪武六年(1373年)二月，元昭宗遣使来高丽宣诏，要求高丽帮助北元恢复江山，恭愍王本来想杀了使者，但高丽亲元势力依旧强大，恭愍王只好借口眼疾在晚上接见元使，并在送还元使时进贡苎布。翌年九月传来了北元将以沈王脱脱不花取代恭愍王的消息，恭愍王提高了对北元的警惕，可没过几天他就遇弑了。

　　除了和元朝官方的外交外，恭愍王还与元朝境内的割据势力如扩廓帖木儿、张士诚、方国珍、纳哈出及宗王如吴王、淮王等保持往来，有学者认为恭愍王后期高丽与纳哈出的关系甚至“几近同盟”。

　　对明朝

　　在朱元璋还是吴王的时期，就与高丽有了往来，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以“淮南朱平章”的名义派人给恭愍王献铠、矟。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明军北伐时，恭愍王还在部署防御，等到得知明军攻破大都的消息，随即召开百官会议，讨论遣使明朝的问题。翌年四月，明朝使臣偰斯来到高丽，宣布大明立国的消息，其后明朝宦官金丽渊奉旨送还165名在华高丽人。恭愍王便停用元朝至正年号，并派礼部尚书洪尚载奉表赴南京，正式向明朝称臣。一年后即庚戌年(1370年)五月，明朝再次派偰斯来高丽，颁赐金印、诰文，册封恭愍王为高丽国王，高丽也于当年七月开始使用洪武年号。由于恭愍王迅速归顺明朝，再加上高丽文化与中国渊源很深，所以明朝“于海东之使，礼遇尤厚……正当以中夏视之，未可以外国之例言也”。高丽与明朝的文化交流也非常密切，恭愍王不仅获得了明朝下赐的冠服、乐器、雅乐、药方、典籍等，还请求派遣留学生入明朝国子监读书，并选拔贡士参加明朝的科举考试，其中金涛在洪武四年(1371年)考中了明朝的进士，恭愍王对此非常欣慰，认为是给高丽争了光。

　　但恭愍王与明朝的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洪武五年(1372年)五月，明朝遣使将陈理、明升及其家属安置高丽，其中一个使者孙内侍离奇身亡。高丽虽声明其为自缢，但朱元璋获取的情报却是被高丽一个姓朴的宰相毒杀后吊在树上，明丽关系由此产生裂痕。其后高丽使臣又在辽东和北平打探明朝军情，甚至其贸易队伍中还混杂有纳哈出的部下，更导致了朱元璋怀疑纳哈出奇袭牛家庄与高丽有关，对高丽态度更加恶化，在洪武五年(1372年)十二月二十日对高丽使臣姜仁裕等狠狠训斥了恭愍王一番，数落了高丽的种种不是，指责恭愍王“不志诚、小计量”。洪武六年(1373年)二月，高丽使臣请求从辽东入贡遭拒;同年十月，朱元璋以高丽使臣以私马充贡为由拒绝受贡。洪武七年(1374年)初，恭愍王遣使由海路赴南京，上陈情、请路、请方物仍旧、谢玺书四表，并请颁火药以抗倭。朱元璋对其辩解不予理睬，拒绝恢复贡物数量与陆路通贡，指斥其朝贡礼仪之失，同时让高丽进贡五十万斛硝和十万斛硫才能赐予火药，还要求高丽将水师送到明朝检阅。同年四月，朱元璋派礼部主事林密、孳牧大使蔡斌来高丽索取耽罗2000匹好马。恭愍王派韩邦彦去耽罗索马，当地“牧胡”只给了300匹马，在明使的压力下，恭愍王杖流韩邦彦。尽管崔莹平定了耽罗，但明使还是在九月只带300匹马回国，恭愍王派密直副使金义护送，到开州站(今辽宁凤城)时金义杀死蔡斌，挟持林密逃到北元，导致明丽关系进一步恶化，这是恭愍王遇弑之后的事情了。有学者认为恭愍王后期明丽关系的转折是由于明朝入据辽东导致高丽的不满与疑惧，以及北元在军事上的起色所致。

　　对日本

　　自从忠烈王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遣使送信于日本后，高丽与日本七十年间没有官方交涉。恭愍王时(辛旽掌权时期)，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倭患，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八月派万户金龙携带国书及苎布、绵绸、虎皮、豹皮等礼物出使日本，国书以征东行省的名义请求禁绝海盗，其内容是：

　　“照得日本与本省所辖高丽地境，水路相接，凡遇贵国飘风人物，往往依理护送。不期自至正十年庚寅，有贼船数多，出自贵国地面，前来本省合浦等处，烧毁官廨，骚扰百姓，甚至杀害。经及一十余年，海舶不通，边界居民，不能宁处。盖是岛屿居民不惧官法，专务贪婪，潜地出海劫夺。尚虑贵国之广，岂能周知?若使发兵剿捕，恐非交邻之道。徐已移文日本国照验，颇为行下概管地面海岛，严加禁治，毋使如前出境作耗。本省府今差本职等一同驰驿，恭诣国主前启禀，仍守取日本国回文还省。阁下仰照验，依上施行，须议劄付者。”

　　金龙一行于当年九月在日本出云海岸遭遇“恶党”抢劫，被迫躲到隐岐国的岛上，滞留了三个月后前往伯耆国，因“山雪多路恶”又滞留了将近两个月，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二月十四日抵达摄津国福原(今日本神户)，并递交国书。此前的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十一月，恭愍王又派检校中郎将金逸出使日本。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二月下旬，两路使团几乎同时到达京都，被安排下榻于城外的天龙寺。四月十八日和六月二十四日，日本室町幕府的征夷大将军足利义诠两度亲赴天龙寺接见高丽来使。由于倭寇的源头在南朝，室町幕府只能控制北朝，所以室町幕府以天龙寺住持春屋妙葩和尚的名义回信答复难以办到，并派天龙寺僧侣梵汤、梵鏐携答书和礼物，陪同金龙、金逸一起到高丽。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辛旽代替恭愍王在征东行省衙门接见了梵汤等。同年七月，日本再次遣使访问高丽。对马岛也开始与高丽往来，高丽遣使回访对马岛，又赐给对马岛万户崇宗庆(宗经茂)1000石米。恭愍王的对日外交虽未达到根除倭寇的目的，但作为朝鲜半岛与日本重开交邻关系的起点而备受瞩目。

　　个人作品

　　恭愍王的书画技能非常精湛，堪称一代名家。他爱写大字，经常给大臣下赐书法作品，后人评价其书法“笔势雄丽，非凡人笔也”，现存其书法作品有安东的“映湖楼”、“安东雄府”与江陵的“临瀛馆”等匾额。在绘画方面，他的造诣也很高。他曾给鲁国公主、李褒、李嵒、尹侅、尹泽、柳爰廷、廉悌臣、孙洪亮等人画过肖像，据说华藏寺所藏的恭愍王肖像为其自画像，而传世的《廉悌臣像》则被韩国定为宝物第1079号。除了肖像画外，他还绘有《秋山图》、《山水图》、《青山白云图》、《天山大猎图》、《阿房宫图》、《鲤鱼图》、《达磨折芦渡海图》、《童子普贤六牙白象图》、《帝释帧》、《释迦出山像》等作品，其中《天山大猎图》有残片流传，现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恭愍王亦能作诗。星州李氏家族保存有据称是他赐给李仁任的一首五绝汉诗，内容是：“瑞明行白玉，纯粹似精金。太和阳春树，猗古复见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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