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三省的著作除《资治通鉴音注》外，尚有《通鉴辨误》十二卷，《通鉴小学》二卷，《竹素园稿》一百卷。后两部已失传。胡三省曾编《通鉴地理考》一百卷，稿成后，见到同代学者王深宁(王应麟)的作品与自己所著大略类同，辄毁去原稿，不传于世。可见其治学态度之严谨。

　　贡献

　　注资治通鉴

　　胡三省所撰《通鉴音注》的体例演变，大体分为两个过程：先是按唐陆德明《经典释文》的体例，写成《广注》、《通论》、《辨误》三书;稿轶重撰时，总成为《资治通鉴音注》。此书对《通鉴》记载的有关典章制度、音韵训诂都有详细注释，特别是对音训、地理诸项，考证尤为精详，订谬殊多。古代对于《通鉴》的注释，卷帙浩繁，历来以此书声价最高，是目前研究《通鉴学》最完整的参考资料。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在文化和思想领域里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音注

　　《资治通鉴》有许多人名、地名、术语，非常怪僻，难以为时人所解读。胡三省在《资治通鉴音注》中为之一一作注。如《周纪三》“彗星见”，胡注：“彗，详岁翻;又除醉翻，旋芮翻。见：贤遍翻。”又如在《汉纪三》“阏氏”一词之后，胡注：“匈奴之阏氏，犹中国之皇后。阏，於连翻，氏，音支”。再如《唐纪五》“隋末，歙州贼汪华据黟、歙等五州，有众一万……”胡注：“歙音摄，黟音伊”。在当时尚无规范的字典可查考的历史背景下，胡三省把“音注”列为注释《通鉴》之首，且名其书曰《资治通鉴音注》，实为读者阅读《通鉴》扫除文字障碍起了开路的作用。

　　训诂

　　《通鉴》中不仅有大量怪僻难读的生字，而且还有难以数计的难词、典故，若不予以注释，读者不解其意，仍是读不懂，还可能引起误会。如对开卷《周纪一》“威烈王”这一称谓，很少人知其内涵。胡三省所作释文为：“名午，考王之子。谥法：猛以刚果曰威，有功安民曰烈”。又如《晋纪十三》“彼乌合而来，既无统一……久必携贰”。胡释曰：“飞鸟见食，群集而聚啄之。人或惊之，则四散飞去，故兵以利合，无所统一者，谓之乌合。”再如“商贾”一词，胡释曰： “行卖曰商，坐贩曰贾”。这些释文，言简意赅，为读者提供了方便。

　　胡三省最擅长地理和典章制度的注释。如《周纪二》显王三十五年记“越王无疆伐齐”一事，胡疏曰：“浙江有三源：发于太未者，谓之谷水，今之衢港是也;发于乌伤者，《水经》谓之吴宁溪，今之婺港是也;发于黟县者，《班志》谓之浙江水，今之徽港(新安江)是也。三水合为浙江，东至钱塘入海。浙，折也。言水曲折于群山之间也。”典章制度的注释，则更详尽。如《汉纪四》记高帝十年“豨常慕魏无忌(信陵君)养士，及为相守边，告归”。胡疏曰：“汉律：二千石有予告，有赐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当得也。赐告者，病满三月当免，天子优赐其告，使得带印绶、将官属归家治病。至成帝时郡国二千石赐告不得归家;至和帝时，赐、予皆绝。”训诂较音注又递进了一步，既要释注古人词语之意见，又要阐明词称产生的来历及其流变，因而其意义不可小看。

　　拾遗

　　对《通鉴》中记叙不详或遗漏之内容，胡则在其下予以补充。如《周纪一》记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事，胡在此14字后增补了180字，补叙了魏赵韩三家世系，并就三家分晋一事，予以抨击：“三家者，世为晋大夫，于周则陪臣也。周室既衰，晋主夏盟，以尊王室，故命之为伯。三卿窃晋之权，暴蔑其君，剖分其国，此王法所必诛也。威烈王不惟不能诛之，又命之为诸侯，是崇奖妖名犯分之臣也。《通鉴》始于此，其所以谨名分欤!”

　　辨误

　　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在记叙或评述一些历史事件时，或出于疏忽，或因取材之局限，或因思想之主观，难免有差错或不当。胡三省“孜孜卫翼，拾遗补误，亦几乎司马氏之忠臣而无负”。对《通鉴》中的舛错或不当之处，他直书己见。如在《晋纪四》“散骑常侍石崇”条下，胡注曰：“前书‘侍中石崇’，此作‘散骑常侍’，必有一错。盖因旧史成文也。”指出司马光在史料取舍上，由于疏忽，导致内容先后矛盾。胡三省不仅为《通鉴》正文辨误，且作《通鉴释文辨误》十二卷，对前人的释文，也进行逐一甄别，辨误。

　　布道

　　以史布道，古今公论。孔子作《春秋》，是代王立法，捍卫王道;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是“续素王(孔子)之旨，归成万世之标准”。胡三省为《通鉴》作注，则是阐发司马光的以史为鉴的思想。三者的思想观点一脉相承。司马光在《通鉴》中，对历代的政治措施，历朝的明君、贤臣、孝子的德行，大书而特书;对“伤天害理，残民以逞”的暴君、乱臣、贼子的丑行，也不厌其烦地记叙，并写了104条“臣光曰”述评。胡三省在述评之后，大都没有注释，表示完全赞同。对其他记叙之处，有些则三言两语，一针见血。如《汉纪四》记汉高祖刘邦“还洛阳，闻淮阴侯(韩信)之死，且喜且怜之”。胡注曰：“喜者，喜除其逼，怜者，怜其功大。”有些则连篇累牍，予以弘扬阐发。如对隋文帝杨坚贪图享受、造仁寿宫一事，胡三省评曰：“仁寿宫成于开皇十五年。方其成也，文帝怒，欲罪相素。独孤后喜而尝之，继此屡幸仁寿宫，之仁寿末，卒死于仁寿宫。仁寿者，帝穷民力作离宫，可谓仁矣，其不得死于是宫宜矣!帝怒相素，而不加之罪，其后喜，则亦从而喜之，岂非奢侈之能移人触景而动，至于流连而不知返，卒诒万世笑。是知君德以节俭为贵也。”

　　晚年心态

　　芜湖兵败，宋军崩溃，胡三省“间道归乡里”。从此隐居山乡，专力注史，直至去世，他晚年的处境，大约有如下几种心态。

　　首先是宋亡之前，胡三省随贾似道“从军江上”，多次向贾提出建议与策略，但遭到贾的“白眼”，“言辄不用”。直至局势不可挽救，只身回到故里宁海，隐居著述。因为宁海与天台两县相邻，人们不免有地域之见，而天台贾似道以其姊为皇后之力，执掌政军大权，专横欺压。宁海先则有淮浙发运使郑霖，政绩显著，声誉鹊起，贾欲加以笼络，而郑霖深恶其奸诈弄权，耻与为伍，贾因而恨之，借故将郑霖杀害(以后得到昭雪，现宁海长街西公岙郑之故里存有郑霖墓，为县级重点保护文物)。继后，又有宁海人右丞相兼枢密使叶梦鼎，与贾同朝共事，因贾一味专横弄权，要求叶梦鼎于“椠牍事，勿与其抵牾”。梦鼎答以“事有当言，难以缄默。”贾因之不悦，后为利州转运使王价平反等事，贾对叶极意钳制。叶为免祸，于咸淳八年，诏叶为少傅右丞相兼枢密使时，托病不赴，上疏后，扁舟经归宁海故里。其后，又有人荐宁海承直郎舒岳详上临安为官，贾“以其尚气简直，不肯对人作软媚状，欲以盘折抑挫，使之驯服，然后为己所用。”舒遂毅然离京回乡。如此等等，宁海仕绅议论哗然，对贾至为愤慨。而胡三省在县内此种气氛中，随附于贾似道之下为官，引起宁海部分人之误解，所以于芜湖兵溃，胡氏归里之时，有人认为不屑同情，甚或冷嘲热讽，是可以想像得到的。陈垣教授从《通鉴胡注表微》的分析，看到胡三省对南宋王朝的忠贞，对挽救复兴宋室的企望，在《通鉴注》中有充分的表露，已属无可非议。

　　笔者从当时的另一角度思考：郑霖的含冤被杀，叶梦鼎的避祸归隐，以及舒岳祥的愤然弃官，他们耻与奸邪为伍的精神，固然可敬可嘉。但胡三省眼见南宋江山风雨飘摇，岌岌可危，而又缺乏挽救和复兴的良策，从当时的局势看，左右南宋权力唯一的人物却是贾似道，明知此人蛮横专断，如能改变其作风，采纳正确策略，局面仍有转机可能。他的“江上之策”，他的“江东十鉴”，正是因此而发，可是贾似道对他的态度，是“白眼”，是“言辄不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编的《中国通史》第五册中有一段叙述：“京湖制置使汪立信写信给贾似道说，‘今天下之势，十去八九，而乃酣歌深宫，啸傲湖山，玩忽岁月，缓急倒施。为今之计，只有二策：将内郡的兵调出充实江上，可有兵七十余万人，沿江百里设屯，平时往来守御，有事东西并起，战守并用，互相应援，这是上策。和敌人讲和以缓兵，二三年后边防稍固，可战可守，这是中策。二策如果不行，就只有等待亡国。’贾似道看后，把信扔到地上，大骂说;‘瞎贼(汪立信病一目)，怎敢这么胡说!’随即将汪立信罢免。”以后元军击溃宋军。元主帅伯颜到达芜湖，有人曾将汪立信之建议告知伯颜，伯颜惊叹曰：“江南有这般人，这般话，若遂用之，我何得至此也!”可见南宋如用良策，并不是不可挽救的。可惜的是汪、胡等人的忠告，贾似道不仅忠言逆耳，且加仇恨。胡三省对贾似道的幻想彻底破灭而“间道归乡里”之日，已是南宋王朝覆亡之时了。在此种时候，胡三省在家乡还受到某种冷嘲热讽，真是有苦无可申说。陈垣教授曰：“身之乱后，深自韬讳”，这是他当时极度痛苦的心态。

　　其次，元军入临安后，又南侵浙东，宁海亦陷入兵荒马乱之中，胡三省携带妻孥，到处避难，跋涉困顿，随时可危及生命，其苦不堪。与此同时，又先后闻知同科(状元)文天祥的壮烈牺牲，谢枋得的不屈就义，陆秀夫的负帝投海，以及其他殉国者的悲壮捐躯。历史的现实，从痛苦失望中，又激起胡氏如何正视今后余生的抉择。他只能是谢绝人事，隐居山乡，如袁桷在《祭胡梅涧先生》文中所说：“蒙昧草野，避声却影，年运而往，知吾道之愈难，写心声之悲愤，听涧水之潺。”从事 “案头今古起风雷”，潜心于重注《通鉴》的工作。这正是胡三省注史时心态的写照。

　　其三，时日的流逝，宋亡之后，元蒙对中国的统治已渐趋巩固，社会已开始安定，仅有的反元活动，亦趋于隐蔽。如元初杜本选编了一本《谷音》总诗集，共二卷，选录诗作一百零一首，作者三十人，多为宋代遗民，或以身殉，或遁迹山林，所作多为对宋室衰微覆亡之悲愤。元蒙统治者为了平息此种潜在的危机，对知识分子采取笼络手段。唐高祖武德元年，《通鉴》有文曰;“先是窦建德陷景城，执户曹河东张玄素以为治书侍御史，固辞。及江都败，复以为黄门侍郎，玄素乃起”。胡三省在这段文字下注曰：“史言隋之故宫，渐就任于他姓。” 陈垣教授对胡三省这两句看来甚为平淡的注文，却作了一长段议论。他说：“张玄素先辞后起，以江都之败否为衡，所谓投机耳。崖山既覆，宋遗民渐有出为告采之谋者，如日月吟社中之仇远、白挺、梁相皆是也。万季野之《元史》中《陈栎传》后云：元初南士既附，科目犹未设，一时士大夫无后进之路，相率而就有司之别召，或庠序学官，或州县冗秩，亦屈节为元，如戴表元、牟应龙、熊朋来、马端临之属。以文学名儒，或俯首以丐升斗之禄，而生平之名节不顾矣。仇、白、戴、牟之就微禄，则身之所亲睹也。易曰：‘履霜坚冰，所由来者渐’，故身之唏嘘言之。”陈氏对胡三省这段短短的注文，作了深刻的分析，已经说明了胡三省忠于南宋，愿作遗民，不为贰臣的节操。舒岳祥《阆风集》中有一诗题为“新历未颁，遗民感怆二首贻王达善、曹季辩、胡山甫、戴帅初诸君，皆避地客地”，可是戴表元帅初终于附元而去，“身之唏嘘言之”，可能正为戴等而发也。舒岳祥另有一首题为“山甫由鄞访僧复归山房”诗中，虽说胡氏此游，是“诗名留远方”，但诗的最后却劝胡“僧交非昔比，吾党惧行藏。”分明道出了既已拒元不仕，诗文言行，必须小心谨慎，以防元人之忌，这种既拒元蒙，又惧招祸，终日惴惴，长期不安，乃是舒、胡二人共有的心态。

　　到了暮年，胡三省的史注既成，《释文辩误》亦就，《通鉴小学》完稿。他曾对儿孙们曰;“吾成此书，死无憾矣!”他以一生的心血，终于完成了少年时代接受父命的心愿，这句话里包含着他最为深沉的慰藉!暇闲之中，仍常把读注稿，着意修改，自号为“知安老人”，扁其堂曰：“逸老”，筑室于西，扁曰“读书林”，“与诸孙徜徉其中。宾至，命酒赋诗，怡怡如也。”这段时间，胡三省的精神重压已去，心态愉悦，但却已为垂暮之年，离黄鹤之杳亦不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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