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五年正月十五日，李自成、罗汝才解除对开封的包围，此后转战河南各地，围歼陕西总督汪乔年，并且在郾城与左良玉的十万大军正面交手。

　　左良玉曾经是李自成最担心的对手，这次实战证明，左部不过如此。其他的，丁启睿、杨文岳都是李自成的手下败将，现在面对将近百万的李、罗大军，连打酱油的勇气都没有了。

　　李自成打遍河南，没有遇到像样的对手，于是又想起开封城下的两次挫败，他不甘心。

　　四月中旬，李自成打算让河南本地的农民军袁时中率兵先去攻打开封，袁时中不是傻子，不想充当炮灰，又不敢公开抗命。一天夜里他率领部下悄悄拔营跑掉，一路上四处掠财，但不杀人，希望朝廷招安。李自成大怒，派部将一只虎一直追打到毫州，自己回师向开封进军。

　　四月二十八日，开封得到消息，立刻开始迎敌的准备，城中文武官员做出如下分工：

　　河南巡抚高名衡负责守卫西城门，苏壮协助防守。

　　左布政使梁炳负责守卫东城门，都司谭国祯协助防守。

　　总兵官陈永福负责守卫南城门，开封府知府吴士讲协助防守。

　　管河同知桑开第负责守卫北城门，署军捕同知苏茂灼协助防守。

　　推官黄澍负责守卫曹门。

　　这份名单中的人物大多是熟面孔，都参加过此前的两次守城战斗，经验丰富。

　　趁着李自成还没有赶到开封来，我们先看一看孙传庭在忙什么。

　　正月里崇祯皇帝从监狱里放出孙传庭，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率领禁卫军驰援开封，但在河南战场上一直未见他的踪影。

　　二月份的襄城之战，陕西总督汪乔年被农民军处死，崇祯皇帝随即任命孙传庭接替陕西总督一职。

　　《明季北略》记载，襄城之战中，陕西总督汪乔年麾下的三位总兵官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不战而逃，朝廷怀疑其中的贺人龙与李自成暗中勾结，因此崇祯皇帝密令孙传庭处死贺人龙。

　　《流寇志》记载，贺人龙是陕西米脂人，李自成的同乡，原本是一个读书人，后来考中武举人，成为一员军将，作战勇武，多有战功，“叛将剧贼多归之，咸得其死力”。

　　在战场上闯荡的时间久了，贺人龙慢慢变得油滑了，“贪淫狠戾”，不听号令，就像左良玉一样，有危险的时候绝不拼命，保命要紧，关键时刻常常率军溜走。崇祯十四年的傅宗龙之死和崇祯十五的汪乔年之死，贺人龙都有很大的责任。

　　但贺人龙的许多部将原本是陕西的农民军，贺人龙的宗族当中也有许多人在农民军中，如果处置不当，势必引起巨大的动荡，所以朝廷必须隐忍。

　　《明史》记载，崇祯皇帝下令夺去贺人龙的职务，但允许他戴罪视事。贺人龙率兵跑回陕西，驻守在咸阳，也明白自己罪过不小，日夜防备。

　　孙传庭得到密旨之后，离开河南进入潼关，一路思量如何完成使命，见到陕西巡抚张尔忠之后，与之密谋。五月初一，孙传庭召贺人龙议事，当众擒拿，列数他的罪状，将其斩杀。张尔忠又用计斩杀贺人龙的亲信周国卿，但保留高杰、高汝利等十多位贺人龙旧将的职位，整个过程虽然惊险，总体还是比较顺利的。

　　这里需要说一说高杰。

　　高杰原本是李自成的同乡，早年跟随李自成起事，相貌英俊，骁勇善战。李自成曾经派他与贺人龙沟通，后来怀疑高杰与官军有交易。而高杰与李自成的夫人邢氏私通，害怕被李自成发现，于是带着邢氏投奔官军。

　　当时的陕西总督洪承畴把他划为贺人龙的部下，以后多立战功。贺人龙死后，孙传庭任命高杰为游击将军。

　　对于斩杀贺人龙一事，《流寇志》中另有一套说法。

　　孙传庭到达陕西之后，与陕西巡按御史张移孝密谋，整个事件的关键还是高杰这员猛将的态度。张移孝事先通过部将孙守法的妻子与邢氏说明利害，要她劝说高杰按兵不动，高杰答应了。

　　五月初一，孙传庭在西安召集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等人宴会，酒后众人走到旗门之下，孙传庭喝令刀斧手擒拿援剿总兵官贺人龙，捆绑到旗下，列数他的种种罪名，当众斩杀，“诸将股栗”。

　　贺人龙的兵马被划分给众将。孙传庭又派人赶往咸阳安抚高杰，命他统领贺人龙余部，并送回贺人龙尸体，由他的妻儿安葬。

　　《明季北略》中说，农民军听到贺人龙被杀的消息，饮酒庆贺，说：“贺疯子死，取关中如拾芥耳。”

　　从农民军的反应来看，斩杀贺人龙似乎是错误的。但《流寇志》的作者认为，贺人龙此前几次临阵脱逃，证明其不可用，威猛之名也是假的。

　　顺利解决了贺人龙的问题，孙传庭又命令郑嘉栋、牛成虎各选精兵两千，汇集到西安。

　　此后，孙传庭在陕西抓紧时间招兵练兵，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死敌是李自成，他们之间早晚要有一场生死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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