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者肖斯塔科维奇·来福

　　同为默片时代的巨星，是什么原因导致卓别林和基顿知名度(在国内)存在的差异?

　　影评人

　　我一直觉得卓别林与基顿的气质差别，与汪星人和喵星人的气质差别颇为类似：

　　卓别林的气质就像小狗，想要亲近观众的意图都明明白白地写在脸上，以至于他的电影有时候会显得有些黏人，而它们给人唤起的感情，总是甜腻而感伤的。

　　基顿的气质则更像猫，他并不在乎你是否喜欢他，因为他总是陷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可自拔，但同时他又有九条命，所以总能在九死一生之际化险为夷。而且他也像猫一样，很喜欢追自己的尾巴——他的电影总是有着很强的自反性。

　　现在回到正题。为什么卓别林和基顿在国内的知名度存在如此大差异?大概还是和国人讲究「文以载道」的影戏传统，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艺术意识形态化的评判标准有关。

　　对于这种传统和评判标准而言，强调叙事、宣教与煽情，并对下层民众倾注着人文关怀的卓别林，就像会看门的小狗一样，比只是单纯用来观赏的基顿更「有用」一些。

　　尤其卓别林还在上世纪50年代因为自己较为左倾的政治倾向，遭受过麦卡锡主义者的迫害，而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敌人的敌人当然就是我们的朋友了。

　　卓别林(右)

　　不过在对于电影技巧的运用，以及对电影本体的反思这些方面，基顿其实比卓别林要走得更远。基顿电影中的笑点往往不像卓别林电影中的笑点那样直白，这就需要观众把全部注意力倾注在画面之中，留意他精心设计的每个视觉细节。

　　至于《福尔摩斯二世》与《摄影师》对于自反式电影的开创性意义，对我们当下这个后现代主义横行的文化时代，就显得更为切题了。或许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在当今的西方评论界，基顿的风评渐有超过卓别林的势头。

　　《福尔摩斯二世》(1924)

　　讲到最后，还是那句话：各花入各眼，爱猫爱狗都有理。然而在除去养狗看门的实用主义考量之外，还能拥有成为猫奴这样一个无用却有趣的备选选项，这对于所有影迷来说，也可以算得上是时代的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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