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休谟(David Hume，公元1711年4月26日-公元1776年8月25日)，苏格兰不可知论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被视为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虽然现代学者对于休谟的著作研究仅聚焦于其哲学思想上，但是他最先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成名，他所著的《英格兰史》一书在当时成为英格兰历史学界的基础著作长达60至70年。

　　历史学家们一般将休谟的哲学归类为彻底的怀疑主义，但一些人主张自然主义也是休谟的中心思想之一。研究休谟的学者经常将其分为那些强调怀疑成分的(例如逻辑实证主义)，以及那些强调自然主义成分的人。

　　休谟的哲学受到经验主义者约翰·洛克和乔治·贝克莱的深刻影响，也受到一些法国作家的影响，他也吸收了各种英格兰知识分子如艾萨克·牛顿、法兰西斯·哈奇森、亚当·斯密等人的理论。

　　人物评价

　　艾耶尔(1936)在发表他知名的逻辑实证主义时这样说道:"我在这篇论文里提出的观点是源自从贝克莱和休谟的经验主义衍生出的逻辑结论。"

　　伯特兰·罗素(1946)和Leszek Ko?akowski(1968)都将休谟视为是实证主义者，认为知识只有可能是从对于事件的观察上衍生而出-从"对感官的印象"或是"感觉的数据库"里得出，同时其它任何不是透过观察经验而得的知识都是"毫无意义的"。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915)写到当他在构思狭义相对论时便是受到了休谟的启发。

　　卡尔·波普尔(1970)指出虽然休谟思想中的理想主义在他看来是对于"常识的现实主义"(common sense realism)的有力反驳，而且他也认为常识的现实主义是个错误，然而他后来发现休谟在本质上其实也是一个常识的现实主义者-这个发现还让他无法置信了好一阵子。

　　埃德蒙德·胡塞尔(1970)认为休谟的著作中表现出现象学的特色，因为休谟证明了一些感觉是与其他的感觉有所关联或是互相连结而形成的，这些感觉集合起来便成为一个在心灵以外的世界。

　　Barry Stroud(1977)主张休谟是一名"自然主义"者，因为休谟将人类生命中的各层面都视为是与自然相连结。他将人类放在一个有智慧的自然世界中，而不只是把人视为是一种与外界不相连的思想灵魂。

　　Terence Penelhum(1993)则认为休谟是追随了斯多亚学派、伊比鸠鲁学派，以及怀疑主义学派传统，因为休谟主张我们应该追随自然以避免思想的焦虑。就如同那希腊化时代的哲学家一样，休谟认为我们应该先了解我们自己所处的自然本质，而不是贸然进行任何哲学思考的冒险。

　　James A. Harris(2015)认为，休谟既不是名声与金钱的追猎者，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而系统的研究计划。休谟的一生，对文学的热爱始终是他主要的志趣。在休谟那个时代，"文学"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涵盖了学问的整个世界，包括历史、神学、哲学和宗教等等。休谟一直以"学者"自居，所谓的学者就是学习的人，但是他所学的是一般性的东西，不是学术性的专业研究，也不是狭隘而好卖弄的绅士的博学。所以休谟在各个学科之间往来穿梭，自由翱翔。当他的家人以为他在读法律教科书时，实际上，他不仅读着西塞罗，也在读维吉尔。他为所有一般性、原理性或根源性的问题激动着，始终地为自己的文字风格而着恼，寻找着最能够准确表达自己又能够被大众所轻松理解的表达方式。

　　著作

　　A Kind of History of My Life (1734)

　　写给一名匿名医师的信，请求提供能够治愈他身上"好学的疾病"的疗法。信中休谟自承在他18岁时"似乎发现了一个新的思考领域……"并且使他下定决心"抛弃其他所有快乐和事业，完全奉献在这个领域上。"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人性论》 (1739–40)

　　休谟打算观察这本书是否能获得好评，如果是的话他会继续写下有关政治和回应批评的部分。然而这本书并没有获得任何注意(如同休谟自己所说的:"媒体对这本书的反应是一片死寂，甚至连对那些狂热的读者群都没有半点交代")，也因此休谟没有继续进行后半段的写作计划。

　　An Abstract of a Book lately Published: Entitled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etc. (1740)

　　原本一直被误认为是亚当·斯密所著，直到最近才发现是休谟为了推广他的《人性论》而写的小册子。

　　Essays Moral and Political-《道德和政治论文集》 (first ed. 1741–2)

　　收集了休谟多年累积的一系列论文，并在休谟去世前不久被集合为一册出版。论文显得相当杂乱而缺乏头绪，即使是当中讨论的话题也相当模糊。这些论文讨论的范围从美学鉴赏到英国政府的本质、恋爱、婚姻和一夫多妻制都有，甚至还包含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人口统计资料。不过，有一些重要的题材和话题曾重复出现，尤其是在讨论有关什么是"高雅"的品味、风格、和道德上。休谟的论文显然模仿了约瑟夫·艾迪生的《闲谈者》杂志的风格，休谟在年轻时相当喜欢阅读这份杂志。

　　A Letter from a Gentleman to His Friend in Edinburgh. 爱丁堡 (1745)

　　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人类理解研究》 (1748)

　　包含了针对《人性论》一书中的几点扩充，增添了有关自由意志、神迹，以及设计论的讨论。Of Miracles-论神迹

　　《人类理解论》一书的第X节，通常分开出版

　　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道德原理研究》 (1751)

　　另一本改写自《人性论》以企图获得更多读者青睐的书。休谟认为这是他所有哲学著作中最好的一本，无论是在哲学思想和文学风格上皆然。

　　Political Discourses 爱丁堡 (1752).

　　包含在Essays and Treatises on Several Subjects(1753-6)的1758-77年第二版中

　　Four Dissertations 伦敦 (1757).

　　包含在上述的Essays and Treatises on Several Subjects第二版中

　　The History of England (原先的标题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大不列颠史》 (1754–62) 可以在自由图书馆阅读全文

　　比较像是一套丛书而不只是一本书。休谟讨论的历史范围"包含了从凯萨大帝入侵到1688年的革命"，这套书后来再版了超过100个版本。许多人将其视为是英格兰历史学的标准著作，直到Thomas Macaulay的History of England一书出现为止。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ligion (1757)

　　My Own Life (1776)

　　在四月开始撰写，不久后休谟就去世了。这本书原先打算包含在新版的Essays and Treatises on Several Subjects里出版。这本书后来由亚当·斯密出版，斯密称这本书的出版使他招惹了"比我对英格兰贸易体制的严苛批评还要激烈十倍的负面回应"。

　　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自然宗教对话录》 (1779)

　　死后由他的外甥出版。书中借由三个虚构角色讨论上帝是否存在，尤其是有关设计论的问题。尽管有着不少争议，大多数学者同意书中的Philo-三个人中最抱持怀疑主义立场的人，最接近休谟本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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