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备阶段，王玄谟是北伐最坚定的鼓吹者，史书中的记载是“彭城太守王玄谟尤好进言”。战争开始后，他以宁朔将军节制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镇军咨议参军申坦——两员经验丰富的宿将——率水军进入黄河，受青、冀二州刺史萧斌的节制。这支部队“士众甚盛，器械精严”，是整个东线战场的中坚力量。

　　战事初期的进展十分顺利，宋军进击碻磝，魏方守将，济州刺史王买德弃城而走，印证了刘义隆“泛舟北下，碻磝必走”的判断。肖斌派遣将军崔猛进攻侧翼的乐安，魏青州刺史张淮之也不战而走。这样一来，按照战略规划，下一个需要拿下的要地就是前方的滑台。肖斌自己和沈庆之留守碻磝，派遣王玄谟进攻滑台城。

　　虽然我们上面已经分析了元嘉之战不能简单地用“草草”来概括，但对纯结果论者来说，这两个字下得并不过分。出乎南朝朝野预料的是，在刘义隆的一番看上去很美的规划中，却连初期计划里“易可覆拔”的“滑台小戍”都没有拿下，而滑台攻击战的失败，则要完全“归功”于前线指挥官王玄谟。

　　如果不考虑元嘉北伐这一堪称悲壮的大背景，王玄谟的失败在史册上的记载几乎像是一幕轻喜剧。在围城的初期，注意到城中有很多茅草屋，麾下将领向他建议放火箭焚烧，而王玄谟的回答是，城里的设施迟早都是我们的，为什么要烧掉呢?真是大义凛然，令人只有哑口无言。听到“王师”北伐的消息，“河、洛之民竞出租谷、操兵来赴者日以千数”，印证了刘义隆对民心所向的估计也许并不是盲目乐观。但是王玄谟再一次令人不可理喻，他随意分配义军，并向每户征收财物，征收的内容更具有轻喜剧色彩——八百只大梨。

　　魏军以骑兵为主，若发兵救援滑台，并不需要耗费太多时间。在听到将领们请求南援的请求时，拓跋焘再一次发挥了幽默的才能，他说：“马今未肥，天时尚热，速出必无功。若兵来不止，且还阴山避之。国人本著羊皮裤，何用绵帛!展至十月，吾无忧矣。”虽然说的比较搞笑，但意思是清楚的，他不想在宋兵锐气正盛时跟他们打骑兵不擅长的城市攻防战，而是想把战略纵深拉长，拖垮对方的经济，再集中骑兵优势一举击破。恐怕当时在他的心中，几个据点已经被当作弃子了。

　　可是王玄谟的表现让拓跋焘“失望”了。一直到十月份初冬魏军南渡黄河的时候，滑台都仍然掌握在魏国手中。十月九日，反击正式开始，“鞞鼓之声，震动天地;玄谟惧，退走。魏人追击之，死者万馀人，麾下散亡略尽，委弃军资器械山积。”统率作为犄角的水军的钟离太守垣护之听到消息后，迅速撤退，路上遇到魏军横江的铁索，则用斧头砍断，最后只损失一条船，安全撤回大本营。严格说来，元嘉北伐到此就进入了结束阶段。虽然与此同时西路军在柳元景的率领下节节胜利，但魏军渡河后将深入宋境，失去了东路呼应的西路孤军处在尴尬的地位，不久便被刘义隆下诏召回。

　　这么说来，积累元嘉近三十年的建设成果，凝聚无数仁人志士心血的北伐，就这么告终了么?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只用了几百个字就概括了精锐的东路军与被刘义隆寄予无限厚望的王玄谟的惨痛失败。看上去，事情又可以被简单化了，王玄谟是奸臣，怂恿昏君北伐，自己却贪生怕死，导致北伐失败，真是令人感叹。感叹过后，便开始期待忠臣与明君的出现。如果这样读史，是读通了二十四史都难以有什么长进的。

　　宋文帝刘义隆当然不是什么昏君，相反，说他是整个南朝时期说得上的明君也不为过。王玄谟在北伐中的一系列行动固然十分搞笑，并因此被戳了一千多年的脊梁骨，但说他是奸臣?似乎也未必。后来宋国政治日衰，王玄谟时常冒死进谏。暴虐的刘子业先是嫌他刚直将他排挤出朝，外派到青州当刺史，后来因为杀人太多，为了巩固帝位，又召回他任职。王玄谟的子侄都劝他不要回朝趟浑水，他答复道，自己受历代先帝的厚恩，怎么能不临危受命呢。这岂止是奸臣，简直就是典型的忠臣表现。另外，孝武帝在位时，徐州大饥，王玄谟拿出自家的十万斛谷物与一千头牛赈济灾区。这还是那个北伐时贪婪的连人民的大梨都要征收的王玄谟么?我们快要不认识他了。

　　王玄谟没有双重人格，他这种矛盾的表现也并不是洗心革面。事实上，任何从单纯道德角度解读历史的努力必将归于徒劳。无论我们是从传统角度，谴责王玄谟在北伐中耽误战机，还是像《宋书》一样，凭借他晚年的忠诚，评价他“斯可谓忘身徇国者欤”，都只不过把目光局限在一隅。我们感兴趣的，绝不应该仅仅是王玄谟本人。

　　即使是只看北伐时的表现，也很难把王玄谟归到“贪生怕死”那一类去，他人品本不败坏，但却不长于军事，这是很容易下出的结论。那么，是谁把他推到了一军之将的位置上?这哪怕对他自己，也是毫无好处的一件事。如果他一直在太守的职位上做着内政，偶尔发发无关痛痒的清议，在史书上的评价还会比现在好得多。

　　答案很明显：皇帝，但又不仅仅是皇帝。南朝的皇帝虽然留下许多荒淫暴虐的事迹，但他们实际的权力却无法与秦皇汉武相比。晋朝本来就是以世家大族为基石建立的王朝，南渡之后更是出现了门阀政治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皇帝和贵族共享了权力，政治等级森严，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贵族”。虽然宋齐梁陈时皇权上升，已没有了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但是士族的重要地位则被继承下来，这个遗产要到引入科举制的时候才开始被扬弃。而我们要讨论的主人公王玄谟正出身于有名的北方大士族，太原王氏。

　　如果说这个出身为王玄谟提供了向上爬的基础的话，那么皇帝的赏识则提供了契机。早在刘裕还在世的时候，王玄谟就用他的专长——说话打动了这位刘宋的开国皇帝，但是刘裕明智之处在于，他明白说的和做的不是一回事这个道理，并没有马上委王玄谟以重任。后继的刘义隆则被说的飘飘然，竟然将北伐的重中之重交到一个菜鸟的手中。我们恐怕无法苛责萧斌派沈庆之和他一起留守，而让王玄谟出战，我们只能说，他将刘义隆想让王玄谟建功的心情领会的非常到位。于是，在说一不二的皇权与盘根错节的门阀的联合作用下，王玄谟踏上了一条不属于他的道路。

　　我们并不是说世家大族里出不了人才，也不是说凡是专制君主赏识的就都是坏的。事实上，西路军主帅柳元景亦是出身著名的河东柳氏，至于淝水之战的主帅谢安就不用多提了。这仅仅是是一个概率问题，美国总统中也有废物，但比例一定会比门阀阴影下的九品中正选官制度选出来的官员，要低上那么一些。顺便补充一下，最后王玄谟以八十一岁的高龄去世，比起柳元景、沈庆之、臧质这样在元嘉之战中大出风头，最后却死于非命的同僚，我想，他也许算的上是一个人生赢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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