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时期，我国东南地区出现了一批研究、倡导、宣传并发展二程(程颖、程颐)理学的学者，经过数代师、弟长期艰苦努力，终于在学术上形成了有别于濂、洛、关学的独立学派，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闽学”。在这一学派中，最著名的是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即史称“闽学四贤”。

　　四贤当中，先师杨时以程门立雪求道被传为千古佳话。而其中成就最大的朱熹则是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对后世学者有着巨大的影响。四贤中的李侗虽一生穷困潦倒，但因为朱熹乃出其门下，知道的人也不少。唯有罗从彦，除了在学术界，恐怕就鲜为人知了。

　　罗从彦，据《沙县志》载：“字仲素，先世自豫章避地南剑，因家剑浦(即今南平市)，后徙沙县。”但据《闽沙罗氏族谱》载，唐元和十五年(820年)，罗周文出任沙县尉，居城西罗家巷，成为罗姓迁沙始祖，罗从彦为罗周文的第十二世孙。《沙县志》卷十二载：“先生所居即在洞天岩(洞天岩系沙县城西五里处一胜景)之麓，至郡寇(诬指明正统十三年邓茂七起义)乱后，罗氏始，废其所游息。”罗从彦闻“杨时得河南程氏学，慨然慕之。及时为萧山令，遂徒步往学焉。”学了几天，“惊汗浃背，曰：不至是几虚过一生矣!”杨时也十分器重罗从彦，认为“惟从彦可与言道”。杨时一生仕途顺利，从知县一直做到龙图阁直学士，晚年隐居龟山，故称龟山先生。罗从彦则一生坎坷，到61岁时方得了个“特科进士”的头衔，到广东惠州博罗县任了个主薄的小官。官满后，回家途中逝于汀州(一说死于任上)，享年64岁。虽然一百多年后得了“文质”的谥号,然而死时却因儿子敦叙早殁，连灵柩都运不回来，若干年后才由他的学生李侗运回。朱熹对罗从彦评价甚高，认为“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仲素一人而已。然而，作为闽学发展中的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长期以来，他的言行“多湮没而无闻”(《宋元学案.豫章学案》黄宗羲语)。为了弄清闽学的性质和发展过程，不能不重视罗从彦思想的研究。这里，先谈谈罗从彦在闽学中的地位。

　　闽学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二个阶段，首先是由杨时、罗从彦、李侗到朱熹的早期闽学阶段。其次是朱熹及其门人的闽学发展阶段，即闽学的成熟、分化阶段。关于这一点，明代学者欧阳佑曾说“自龟山载道而归也，程师即喜之曰吾道南矣。然成继承匪人，抑何以演其源而扬其波耶?幸有豫章罗先生，受业龟山之门，独得不传之秘。故自有先生之学，一传而为李延平，再传而为朱晦庵，由是海滨邹鲁，于斯盛哉!(《重刊罗先生文集序》)，不难看出，罗从彦是闽学发展第一阶段的关键人物。他在杨时一千余名学生中“独得不传之秘”。黄宗羲也说，罗从彦在杨时的学生中“最无气焰,而传道卒赖之”(《宋元学案.豫章学案》按语)“最无气焰”的人成了闽学的奠基人之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比较自觉地反映和体现了时代的要求，从而使闽学更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罗从彦的主要活动年代在北宋末期和南宋初期。他经历了靖康之难和宋廷南迁的历史巨变。这是一个需要进行历史性反思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重新建立国家意识形态的时代。罗从彦比杨时门下千余名学生高明之处，在于他比较明确地认识了当时的时代特点。史书记载,罗从彦“严毅清苦，笃志求道”(《宋史》本传)。这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锤炼出来的特殊性格。是进行历史反思的需要，也是重新建立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也就是说，他是为回答时代提出的迫切问题而求学问道。 那么，罗从彦在闽学发展过程起得了哪些作用呢?

　　(1)他从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出发去理解、接受和消化洛学，就是说，他把闽学建立在时代需要的基础上。他着重发挥二程提倡的“圣人之道”，建立了早期闽学中以抨击封建政治弊端和维护封建纲常名教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理论体系。他和杨时、李侗都没有放松对王安石变法的批评和对微、钦两朝的击。正因为这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早期闽学具有较强的批判精神。

　　(2)在道德观方面，他接受了洛学重道理教化的观点，但是，他针对当时政治腐败的严重状况，着重强调在上位者进行道德修养和严格要求自己的必要性。他和早期闽学的其他代表人物一样，坚决反对民族压迫,积极主张抗金。他为适应民族斗争的需要，大力提倡名节忠义和廉耻等道德风尚，表现了早期闽学较强的民族精神。

　　(3)他在修养论上强调“以主静为宗”。这种修养论由杨时首倡,罗从彦又传授给李侗，李侗“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诣诀”(《李延平集》卷三)“以主静为宗”的修养论经过罗从彦的发挥和传授，构成了早期闽学追求“静养”境界的特征。

　　封建社会是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这种社会环境不仅深刻地影响思想家的性格，也深刻地影响到某种学说的命运。罗从彦所谓“圣人之道”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并行不通。到头来，他也不得不感慨系之“颠倒一生浑是梦，寻思百计不如闲。”这个早年不惜变卖田产，裹粮步行千里“笃志求道”的、燃烧着火一般热情的志士，到晚年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筑室罗浮山中，绝意仕进，终日端坐。”(《宋史》本传)。封建社会本身存在的那种激烈对抗的矛盾既会铸造出“严毅清苦，笃志求道”的早年的那种罗从彦，又会铸造出潦倒失意、终日静坐、与民众隔绝、冷漠得可怕的晚年的罗从彦，罗从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他的思想和性格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矛盾的产物。这也多少反映出闽学的二重性：闽学中有一些适应时代需要、能够帮助人们进行历史反思的内容，也有一些对民众冷漠、与民众隔绝的内容。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从罗从彦思想和性格的二重性以及闽学的二重性中去估价罗从彦在闽学发展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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