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宗弘治一朝(1488—1505年)，颇多善政，史称其为弘治中兴，刘大夏则是辅佐明孝宗将弘治中兴推向高峰的第一名臣，史家将其比作促成唐太宗贞观之治的房玄龄、杜如晦和推毂宋仁宗实行仁政的韩琦、范仲淹。

　　刘大夏(1436—1516年)，字时雍，号东山。入仕后，历任兵部主事、郎中和户部侍郎、两广总督、兵部尚书，清正廉洁，干练多才，办事能力极强，历官皆著政声，朝廷赞之，百姓怀之，“虽妇人女子皆知其贤”，在弘治朝众多名臣中的“第一”地位，在当时即已被朝野公认。

　　明代自英宗朝开始，积弊丛生，日甚一日。明孝宗继位后，力求更新，变惰政为勤政，变弊政为善政。作为辅佐大臣之一，刘大夏的贡献，远比别的大臣突出。

　　其一，练达务实，不尚空谈，议而能行，行之见效的议政风格，使通常威严隔膜的君臣会见和迂阔空疏的庙堂谋谟，变得亲切实在，如挚友促膝，如家人倾心。刘大夏让明孝宗对他的召见，几乎每次都如坐春风，如游佳境，从而促使明孝宗的勤政，由早年的勉力为之，变成晚年的乐而为之，期而待之，直臻其一生勤政的巅峰。以明孝宗、刘大夏为主角的弘治勤政，也成为我国古代史上最为感人的细节之一。

　　明孝宗的祖父英宗、父亲宪宗，是有名的惰君，很少视朝，更少召见大臣议事。明宪宗有生理缺陷，说话结巴，含混不清，因此极少和臣下对话。偶有一次召见内阁大臣访问时政，几位阁臣因听不明白，没法作答，只好“叩头呼万岁”，一次本属庄严肃穆的庙堂议政，啥事也没议，就在这莫名其妙的“万岁”声中草草收场，如同儿戏。

　　明孝宗却是一个特别勤政的皇帝，从继位开始，即一改父祖惰政恶习，勤于视朝，坚持“每日清晨视朝，遇雨则免”。却也和其父祖一样，很少召对大臣，偶有召对，也极简短。直到弘治十年(1497年)三月，才有一次比较隆重，为时也较长的召对。但过后又归寂然。徐溥时任内阁首辅，次年致仕，在内阁十二年，“终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三年以后，弘治十三年(1500年)四月，因大同边防告警，明孝宗才再次召见阁臣，面议军务。过后仍是“阁臣稀得进见”，而且视朝时间也经常推迟，已有步父祖后尘，由勤政变惰政的趋向。

　　然而，从弘治十四年(1501年)十月刘大夏入朝开始，明孝宗的勤政便陡然升级，大放异彩，几乎无日不视朝，并经常于散朝后接着召见大臣，细商政务军务，且多为长谈。过后，便有切实可行的除弊求善的政策和措施出台，并动真格，抓落实。明孝宗生来体弱多病，常在感觉欠佳时，默诵一诗以自为调适：“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还将心自医。心若病时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时。”以如此孱弱之身，居然将这种近乎狂热的勤政状态，一直坚持到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病故，近四年的时间，不但不稍懈怠，而且日甚一日，执着有加，直到生命终了。

　　刘大夏是弘治十四年(1501年)秋，由两广任上被召入朝任兵部尚书的。一见面，明孝宗就问：多次召你入朝任职，为何总以有病推辞?刘大夏答曰：臣委的年老多病况见近年四方人穷财尽，易于生变。兵部掌管朝廷机务，万一变生，以臣下的能力，不足以了此事，故忧惧不敢来。这是刘大夏第一次受明孝宗召见，答语质朴实在，非但没一句通常必有的臣子对圣上的颂词，还直揭当今“治世”真实存在的严重危机。明孝宗颇受震动。过了几天，又召刘大夏，问：自祖宗建国，征科赋敛，都有常制，“何以近年民穷财尽?”刘大夏当即指出，因为近年于固有的赋敛照征不误，同时又随意添加新的赋敛，而且很重。并举自己在两广亲眼所见的事例证之：如广西取铎木，广东取香料，费用钱粮，动以万计。这事刘大夏已上奏朝廷，明孝宗已下令停止。举出此例，明孝宗自然信服，深感刘大夏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于是决定推而广之，“今后但有分外的征敛，便令该衙门来说，再斟酌定夺”。

　　军民为立国之本。务求富民强国的明孝宗，向刘大夏问罢民情，又问军况。刘大夏仍以直言对之：前些天臣固言民穷，而兵比民更穷。这又让明孝宗大受震动，因为据他所知，按常制，军士在军营有月粮，征戍又有行粮，怎么会比民还穷呢?刘大夏指出：军士受军官盘剥很重，所谓月粮、行粮，半与其帅共之，能不穷吗?刘大夏的揭示，听得明孝宗如五雷轰顶，叹息道：“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称为人主!”当了十多年皇帝，孜孜求治，军民穷到这般地步，自己竟一无所知，明孝宗深感内疚，“乃令九卿大臣，各以其职言军民弊政，而择行之”。朝廷上，一个全方位揭弊政、探善政的运动随之持久展开。

　　明孝宗从召对刘大夏议政中看到了求治的希望，感到了勤政的乐趣，从此“无日不视朝”，并经常乃至频繁地召见大臣，对大臣也更优礼有加。而召对最多的就是刘大夏。明孝宗越来越觉得刘大夏“廉且练事”，清廉方正，洞达时务，办事干练，难得一遇，非其他大臣能比。刘大夏的挚友戴珊，时任左都御史，也以德才受知于明孝宗。明孝宗临朝，“坐金台，有宣，必大夏;再宣，必珊。而御文华，有所召对，亦必大夏与珊偕”。每过三五日，朝罢鞭响，明孝宗起立于宝座前，高叫一声：“兵部来!”于是兵部尚书刘大夏跪承旨，由西边的台阶走上去。明孝宗退立宝座后，刘大夏径直走到明孝宗面前，君臣一谈就是多时。而本该退朝的其他官员，都“侍班观望，人人欣戴”。间或也呼“都察院来”，戴珊也承旨走上去，和刘大夏并排，明孝宗或立宝座后，或坐辇中，与二臣相与商榷大事。偶尔也召吏部尚书马文升，“然比二公稍疏”。明自成祖时起，以内阁行丞相之事，阁臣权位在六部尚书之上。因为明孝宗几乎事事都先与刘大夏商议，阁臣们反倒常常不得不向刘大夏探听皇帝的意向，虽然当时几位阁臣均属正人，与刘大夏交情颇深，也难免“不平刘独蒙眷顾”。

　　明孝宗深知刘大夏的为人，尤其欣赏刘大夏的见识和睿智，不但不为此类诽议所动，反而对刘大夏更加信赖，乃至依赖了，几乎啥事都想先听刘大夏的意见，每天视朝都想见到刘大夏，召对刘大夏。一天早朝，因通政司预告，当日议程，兵部无事需议，作为兵部尚书的刘大夏，遂立在朝臣大班内，未出列等候皇帝宣召。明孝宗临朝时，突然又想召对刘大夏了，而面前等候奏事的大臣队列里，却不见刘大夏的身影。明孝宗本想和往常一样，亲呼一声“兵部来!”将刘大夏叫到身边。但又怕如若刘大夏当天没上朝，会被御史纠察。而且过于频繁地召对刘大夏，也怕其“同列有忌者”，对刘大夏不好。只得默然作罢。第二天一临朝，明孝宗就将这些告诉刘大夏，颇有“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之憾。

　　于是，在明孝宗和刘大夏自强不息、频见卓效的勤政带动下，历经数十年惰政的明朝廷，竟迅速且持久地汹涌起一股强劲的勤政热潮。一时之间，“朝臣无大小，皆乐趋朝，以仰承徳意。间有语及早朝事不能答者，就知其懒于朝矣，人自愧悔”。

　　其二，揭出问题，就要解决问题;敢于碰硬，一碰到底，管他是老制度，还是潜规则，只要害民害军，导致民穷军穷者，必欲除之而后快。刘大夏的坚定和执着，让明孝宗的求治雄心受到极大鼓舞，君臣亲密配合，相互激励，将除弊政、求善政的努力真正落到实处，弘治中兴花开十八年，最后四年，颇多可观。

　　刘大夏初见明孝宗，就直言揭示：民穷财尽，军民皆困，是必须正视的社会问题。从此，他就以辅佐明孝宗积极解决这一社会难题为己任，对明孝宗一再进言，反复敦促，不见落实不罢休。

　　弘治十四年(1501年)十月，明孝宗听了刘大夏最初几次建言，即令各部门言军民弊政，以便据之革除。弘治十五年(1502年)八月，刘大夏又请明孝宗下诏，凡事不便于军民者，悉条列上奏革除。敦促明孝宗加快进度。弘治十七年(1504年)二月，复请明孝宗加大力度，命各地蠲减租役，专务百姓生养。明孝宗于是下令：“事当兴革者，所司具实以闻。”刘大夏得旨，立即会同朝臣，列具十六个方面急需革除的弊政奏上。一般说来，善政主要代表民众利益，弊政主要代表权贵利益，革弊兴善，民众得利，国家受益，却必然重创权贵之利。刘大夏列具的这十六条，“皆权幸所不便者”，满朝权贵和幸臣闻之，立即勾结起来，大加阻挠。明孝宗犹豫难决，让廷臣再议。刘大夏等据理力争，并尖锐指出：近年革弊政，常常避重就轻，事属外廷，悉蒙允行;稍涉权贵，复令查核。臣等至愚，莫知所以!刘大夏秉性宽厚和善，在皇帝面前说出这等言辞，颇有豁出去之慨。因为不触及权幸，所谓革除弊政，就纯系自欺欺人，嘴上说说而已，没多少实际意义。过了很久，明孝宗才决定采纳刘大夏等人的意见，限制和减免宦官及权贵们的部分利益。制书颁布下来，“举朝欢悦”。

　　弘治十七年(1504年)四月，刘大夏应召议政事，首先说的还是除弊政。到五月，革除弊政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较大进展，明孝宗依刘大夏建言，下令全部罢免南京、苏州、杭州掌管织造的宦官。本来，在此之前，他已据工部尚书曾鉴的建议，罢免了三分之一，这时又因刘大夏之请，将三处宦官统统召回，将管理权交还当地镇守和巡官。刘大夏还想在这基础上，进而罢掉各地驻军中的镇守宦官，可惜未果。

　　朱元璋鉴于前代之失，严格限制宦官，于明王朝初建，即立一铁牌警示于宫门：“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但自英宗朝王振弄权始，宦官干政即成为明代中后期最大弊政。明孝宗在弘治后期，试图向这一弊政开刀，数召大臣密议。一次召内阁首辅刘健，屏退左右，态度坚定地告诉刘健，要尽削宦官之权，“复高皇帝旧”。和多数大臣一样，刘健因畏惧宦官势大，又见“太子未壮，上体清癯，一旦祸起不可测”，主张对宦官干权问题，应慎之又慎。在其影响下，明孝宗“亦未敢轻动也”。刘大夏则不然，他辅佐明孝宗除弊政，自始至终，都着力于裁抑宦官权力，不惧不避，奋力为之。

　　弘治十四年(1501年)冬，刘大夏入朝不久，明孝宗就与之多次密商国政，“尝令左右却立，有欲尽削内官权柄”。后来实行的减少皇城九门监门官数，停止收取过门商税，这些削弱宦官权势的措施，“皆本于此”。

　　弘治十五年(1502年)十月，明孝宗召问刘大夏：兵饷何以常乏?刘大夏在两广总督任上曾作过调查，省上巡抚、按察使司和总兵三大衙门的办公费，竟抵不上一个镇守宦官的花销。刘大夏以此为例，痛揭镇守宦官之害，如此，“饷何以不乏?”这让明孝宗无比震惊，决定今后向地方派镇守宦官，一定要选廉洁奉公者，否则宁缺毋滥。

　　明代宦官殃民祸国，几乎是全方位的，刘大夏知无不言，既言之，必助明孝宗一一破除之。宦官掌控的内厩和御厨，耗费国储甚多。其中勇士、工匠，全是宦官家的苍头和与宦官勾结的京师无赖子弟，且常常一人冒名领取三四人薪俸。在刘大夏协助下，明孝宗派兵部侍郎等查处之，一个月就减少冗食费用十余万金，“内外称快”。朝廷设立光禄寺，本为供应内府御膳和外交宴会，宪宗朝以来，宦官染手其间，增置其属二百多人，费用陡增，天下常贡已不足用，于是强令京师商铺买办，宫中不支经费，这些商铺只得在市井赊欠，民怨沸腾。刘大夏上奏明孝宗曰：光禄寺日办桌面，不胜查算，每日杀牲畜数百，既非节财之道，复亏爱物之仁。明孝宗为之恻然，当即下令裁减，“官民乃苏”。

　　刘大夏辅佐明孝宗除弊政求善政的努力，利国利民愈多，伤及宦官权势愈烈，遭其仇恨愈深。明孝宗采纳刘大夏建议，合理部署了京师东西两侧驻军，致使原来监京营的宦官丢了兵权，他们遂于暗中在皇宫门上贴字条攻击刘大夏。修缮清宁宫，明孝宗依据督工宦官的意见，下旨令兵部拨军工万人供役使。刘大夏早年在兵部工作多年，此时又任兵部尚书，谙熟此类工程，知道修缮清宁宫用不了这么多劳力，工少人多，宦官想从中谋利，上言减去一半。督工宦官向明孝宗告状。因为清宁宫是太皇太后居所，马虎不得，明孝宗也觉刘大夏有些过分，让内阁拟旨切责刘大夏。内阁首辅刘健认为，“爱惜军人，兵部职也”，刘大夏没错。明孝宗明白过来，同意了刘大夏的意见。这既让督工宦官丧失即将到手的巨利，又令宦官们在皇帝面前暴露出弄虚作假的丑恶，其对刘大夏切齿之恨，可想而知。

　　明孝宗生性仁厚睿智，深知他如此依赖刘大夏，势必遭宦官对刘大夏的仇恨和报复，故每召对刘大夏，都注意保密，先“左右顾，近侍内臣退避去，奏事毕，复来”。但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宦官天生小人，小人最爱也最擅听墙根。弘治十八年(1505年)初夏的一天，明孝宗在内宫找了一个偏僻的角落，又罩起帷幄，屏退服侍宦官，把刘大夏一人召去，心情沉重地问道：朕固守祖训，不敢加重百姓负担，然而各省每年都上奏说当地百姓因为贫穷而流亡。这是咋回事呵?刘大夏叩头曰：臣在广东久，请言广东事。仅仅是负责一个省外贸的一个宦官，一年所聚敛的财富，居然相当于全国所有官员一年的薪俸!吓人不吓人?这还说的是一般情况。倘若该宦官再稍稍放纵一下，其聚敛所得就是通常的五倍!而这一切，都是从百姓身上榨取的。遭受这样沉重的盘剥，百姓咋能不流亡失所。明孝宗身居九重，平素哪里能想象得到宦官弄权之害，竟是如此之巨!但弊政历时已久，自己“在内势孤”，一时无法根除。他想出的对策是自然消除法，待掌权宦官“老者死，或以罪罢，不令嗣代”，宦官弄权之弊也就自灭。这对正在弄权的宦官而言，可谓仁慈之至，对尚未掌权而又急盼弄权的宦官，却是断了希望之路。刘大夏参与了这样的密谋，自然要被一些宦官记恨。就在明孝宗自以为保密措施万无一失，对刘大夏呵护有加之时，帷幄后，一个小宦官正紧贴地面趴着，支起小耳朵，把他们的对话，窃听了个八九不离十，给宦官们对刘大夏的仇恨簿上，又歪歪扭扭浓墨淋漓地记上了一笔。

　　这次召对过后不久，明孝宗就去世了，时为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年仅十五岁的顽童明武宗继位，信用宦官，宦官势力迅即抬头。时势已变，刘大夏却继续坚持除弊政，求善政，执着地落实明孝宗和他商定的裁抑宦官权势的措施。他依据明孝宗遗诏的要求，请明武宗撤除超过固有数额的驻军镇守宦官，明武宗只撤除一人，以作应付。刘大夏立即强调，应该撤除的是二十四人，并奏减皇城和京城守视宦官，明武宗都不采纳。特别是一个名叫韦兴的宦官，本来在明宪宗末年就因犯罪被免职，二十多年了，这时竟然又被任命为均州镇守。刘大夏等再三争之，明武宗皆不听。刘大夏也不退却，于正德元年(1506年)春又建言：江西、蓟州、陕西、山东四地镇守宦官，“贪残尤甚，乞按治”。惹得明武宗很不高兴。为捍卫弘治之治，该做的努力都做了，但“言不见用”，刘大夏自知已无力回天，只好致仕还乡。

　　刘大夏“忠诚恳笃，遇知孝宗，忘身徇国，于权幸多所裁抑”，得罪弄权宦官和谄附宦官的阉党颇深。他曾请明孝宗严格审查宦官掌控的“勇士”，直接重伤宦官刘瑾的权势，又和明孝宗议及刘宇的为人，被刘宇怀恨。这时刘瑾得势，刘宇、焦芳等阉党猖獗，联手报复刘大夏。正德三年(1508年)九月，他们将刘大夏由湖北华容家中逮至京城诏狱，初欲定死罪，因遭朝臣强烈反对，遂“坐戍极边”，发配戍守肃州(今甘肃酒泉)。这时，刘大夏已是七十三岁的老人。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被诛，刘大夏才被赦归家。御史请按常例，给刘大夏从一品官致仕后应享的待遇，宦官用事者不许。刘大夏为除弊政，贡献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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