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3-15 15:09:12首页
教育腐败之事,古今中外并不鲜见。比如,现在常见的大学招生指标,在古代便买卖兴隆。因为敛财快,这甚至成为朝廷弥补国库亏空的一种手段。
古代大学包当官
有人认为大学体制是西方人创造的,其实不然。中国古代即有高等学府,只是办学的理念和模式不同,而且不兴叫“大学”。商时的中国大学叫“太学”;周时叫“国学”,国学是周王办的,诸侯办的则叫“泮宫”;西晋时称“国子学”,北齐易名“国子寺”;隋则改称“国子监”,一直到清末都是这叫法。真正把大学叫“大学”的,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当年,中国诞生了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即今北京大学的前身。
与大学不叫“大学”一样,中国古代的大学生也不称为“大学生”。以明代称谓来说,通称“生员”,在国子监读书的学生叫“监生”,学生可享受“助学金”,由国家财政支出,因为是用于学生改善伙食,故称为“廪膳”。国子监是朝廷的中央官学,用现代人的话说,它是中国古代的国家级重点大学,学生比现在博士的地位还高,其学术地位远胜于今国务院“211工程”中确定的全国重点大学。现在的大学生连个工作都难找,但国子监的毕业生可没这担心,不仅包分配工作,很多时候还“包当官”。明代便规定,“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换句话说,上了国子监就能当官,上不了便别想往上爬。试想,“包当官”的大学谁不想读?所谓“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大概就是这原因吧!
明代的重点大学
上大学的好处多多,但上大学得凭成绩,要考,古今一理。没有成绩,如果有不凡的家庭背景,有当大官的老爸、太子党的身份,也可以。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是不是没门了?也不是,但前提条件得有钱——买个入学名额。这便是现在大家常说的“花钱上大学”。古时的入学名额叫“员”,生员就是这意思,即今“招生指标”。所谓花钱上大学,就是购买到这种招生指标。招生指标并不是每个朝代都买卖的,最疯狂的年代,是明朝。明朝廷曾经明码标价,以收取“赞助费”的方式,公开出售招生指标。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虽是布衣出身,无文凭缺学位,却很重视教育。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时全国尚未统一,朱元璋便在应天府(今南京市)的集庆路附近开办了明朝第一所国立重点大学——国子学;洪武三年(1370年),又及时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全国统考”(乡试)。洪武十五年(1382年)三月,国子学改称“国子监”。明成祖朱棣夺位后,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于是明朝有了两所国立重点大学,即南京国子监(或“南雍”)和“北京国子监”(或“北雍”)。
朝廷主动卖指标
国子监是古代出“贤人”的地方,现在南京、北京的明国子监遗址附近都有“成贤街”就是这原因。招生指标是不应该成为商品的,但是随着国力下降,中央财政严重亏空,朝廷急于搞钱,便开始“教育乱收费”了:凡想上大学、到国子监读书者,不论成绩优劣,不问家庭出身,“军民子弟”只要肯出“赞助费”,就发给“录取通知书”!有意思的是,明朝时收取的赞助费不要现金,只收当时短缺的粮食或是马匹等。
南京成贤街
“官倒”乌纱帽,在古代中国屡见不鲜,但像明朝这样“官倒”招生指标的,实在少见,可以说开了中国花钱上大学风气之先。国子监的学生,本来因为出身和入学方式不同,叫法便不少,如举监、贡监、荫监、恩生等,自打招生指标可以买卖后,叫法又多了一种“例监”,这是给通过买指标入学学生的专有称呼。明代的“招生新政”,出现在景泰元年(1450年),力主实施的,竟然是当朝的皇帝、史称代宗的朱祁钰。
皇帝搞钱有歪招
朱祁钰是明宣宗朱瞻基的次子,继位前封为郕王。这皇位本来与他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大哥朱祁镇御驾亲征侵犯北方边境的蒙古瓦剌部落遭生俘,天上掉馅饼砸到朱祁钰的头上,他当上了“代理皇帝”。但当时边境战事远未结束,军费开支庞大,中央财政却入不敷出,搞钱成了朱祁钰的当务之急!从哪搞钱?臣僚给朱祁钰开出的妙方之一是,“纳粟纳马者入监读书”。这话什么意思?就是给国家多上缴粮食,便能获得进国子监读书的机会。
明代宗朱祁钰
这个口子一开,包括重新坐上龙椅的朱祁镇在内,后来的皇帝差不多都学着干过,国库一没钱,边防粮饷一没着落,地方一闹饥荒,就会这样干。明成化二年(1466年)南京及周边大闹饥荒,时当地主政官员便上书北京,要卖“南大”的招生指标创收。行将灭国前一年的崇祯十五年(1642年),朝廷也卖过招生指标。提出这一将国子监入学资格商品化建议的,是时拥有进士“学位”的中书舍人陈龙正。他的上书得到了皇帝、后上吊殉国的朱由检本人的赞许。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亡国当年),朱由检干脆让陈龙正当了“南大”的校长(南京国子监丞)。由此,开了中国历史上大学校长卖招生指标的先例。
买个指标多少钱?
与现在“私倒”,或者说“暗倒”招生指标不同,由于是“官倒”,明朝的招生指标交易很透明,实行“全国统一价”。那么,当时买个大学上上,要花多少钱?
据《明史·食货志二》上的数据,要想获得国子监的入学资格,景泰年间最高的要800石米,低者300石米。成化年间,则稳定在100石米。上面这价格是有“学籍”的,如果不在乎学籍,只当旁听生镀镀金,或是插班生、肄业生什么的,可以享受“优惠价”。以明英宗天顺五年(1461年)的标准为例,每个指标需缴纳20匹马。景泰年间的赞助费算是最高了,800石米的标准是怎么定下的?原来这是“买方”主动出的价钱。时山东临清县,伍铭等几个在县学读书的学生提出愿意缴纳800石米,求进国子监读书的机会。山东省主管官员将此情况上报朝廷后,获皇帝特批,于是“米八百石”遂成标准。但是能出或愿出800石赞助费的,还是很少的,所以后来不断往下降,以吸引考生、扩大生源。
压力山大买学籍
明朝乱收费除了教育领域,司法方面也很糟糕。据《明史·食货志二》记载,朱祁钰的老爸朱瞻基(明宣宗)当皇帝期间,可以花钱赎罪,行情是普通死刑犯免死,需60石米;流放的犯人,需40石米。简单对比便可看出,明朝时花钱上大学,比“捞人”的成本还要高,以“米百石”的低标准来算,也要高出40石。进一步分析,明朝时米1石等于120明斤,100石就等于12000明斤。明斤比现代斤要重,大约1比1.18,这样一换算,明朝100石米便是现代的14160斤。
表面上看,明朝“花钱上大学”花的并不多,但古代家长的压力还是相当大的。当时正常年景下单季稻1亩地产量仅在2石左右,不到300斤,一斤稻谷只能出0.7至0.8斤米。依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九月定的工资标准, 明朝二品大员年俸禄是576至732石米,如果缴800石赞助费,他一年的工资也不够。明朝的七品官,年俸禄是84至90石米,如果缴800石的赞助费,明朝县令想花钱让子女成为国子监这所全国重点学府的大学生,要花去10年左右的全部工资收入;即便是100石,也要用掉近一年的工资收入。如果是普通人家子女,面对“米百石”的赞助费,想都别想,能念个私塾认几个字,已是烧高香了。如同买官卖官不绝一样,中国古代历朝历代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均卖过入学名额和资格。到了清朝,倒卖“招生指标”则成一种制度,书面语言称为“捐学”,教育乱收费比明朝还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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